小農長期被污名化, 然而中國的現實國情農情決定了小農仍將長期存在。現代小農戶已經不是傳統自給自足的兼業小農, 而是專業化的商品生產者。在高度社會化的農業產業分工體系中, 各類資本主體占據優勢地位, 控制著農業產業鏈和價值鏈, 小農戶形式上是獨立自主的, 實際上從屬和依附于資本, 有關農業產業政策也排擠小農戶的生存空間。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 需要重新認識小農戶的功能, 提高小農戶的組織化程度, 使之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中國有著悠久的小農經濟傳統。新中國成立之后, 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 一度徹底改造了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分田到戶改革, 讓中國農業又重新回到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家庭生產模式。經過四十年的市場化改革, 中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發生了很大的分化, 規模化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迅速崛起, 然而小農戶仍然大量存在。沒有小農戶的現代化, 就不可能有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黨的十九大報告專門提出“小農戶”的問題, 把“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作為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 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那么, 今天的小農戶與歷史上的小農戶有哪些相同之處, 又有哪些不同之處?在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中, 小農戶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面臨怎樣的結構性困境?小農戶如何才能真正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主體?

 

 

一、黨的十九大對“小農戶”的新表述具有劃時代意義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小農的批判廣為人知。馬克思把法國農民比作“一袋馬鈴薯”, 相互隔絕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導致農民的愚昧。小農的生產方式“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 也排斥協作, 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 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 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872-873在政治上, 小農“不能自己代表自己, 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 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 小農因而被認為是專制制度的社會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 國家選擇了集體化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改革開放時期, 集體化農業成為改革的對象, 但吊詭的是, 改革時代的主流話語借用了以往社會主義實踐對小農的批判, 繼續污名化小農, 認為小農是非理性的, 低效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阿瑟·劉易斯提出, “封閉而低效的傳統農業部門擁有大量的隱性失業, 只要提供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 就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在劉易斯看來, 傳統農業中的隱性失業者應該從農村解放出來到城市中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流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概念顯然脫胎于此。而這背后是一套城市中心主義的發展邏輯。

 

      進入21世紀以來, 面對嚴峻的“三農”問題, 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 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發日益激烈的爭論。其中, 如何對待小農戶, 再次成為一個爭論的焦點問題, 主流輿論對小農的污名化有增無減。許多學者認為, 包產到戶改革的紅利已經釋放殆盡, 中國小農戶生產經營規模太小、生產效率不高, 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的競爭, 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學習美國經驗, 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 用大農場取代小農戶。

 

      理論界對于小農的污名化, 直接影響到國家有關農業政策的制定, 導致農業政策明顯有“去小農化”的傾向。包產到戶改革不久, 國家政策就開始鼓勵農業生產向專業戶集中。1982年一號文件充分肯定了農業專業戶、飼養能手、種植能手和各類能工巧匠1。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 “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 “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為土地向專業大戶流轉打開一個口子。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 “公司+農戶”的農業產業化模式得到政府和學界的青睞。國家寄希望通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來帶動小農戶進入市場。2001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扶持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 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的論斷, 各級政府大力扶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

 

      此后, 國家農業政策進一步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推動農業的規模化經營。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 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 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 新增種糧補貼要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傾斜。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 鼓勵工商資本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農產品加工流通和農業社會化服務。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 積極培育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廣大小農戶不僅不能公平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還被當作改造的對象, 受到各種歧視和排擠。

 

      21世紀以來, 憑借資本、技術、市場等競爭優勢, 以及國家政策的支持, 以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迅速發展壯大。截至2016年底, 全國家庭農場達到87.7萬戶, 平均經營規模達到200畝左右;全國農業產業化組織超過41萬個, 輻射帶動種植業生產基地約占全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60%, 帶動畜禽飼養數量占全國的2/3以上;其中各類龍頭企業達到12.9萬家, 所提供的農產品及加工制品占農產品市場供應量的1/3, 占主要城市“菜籃子”產品供給的2/3以上。盡管如此, “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仍然大量存在, 表現出很強的堅韌性。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 2006年全國2億多農戶中, 經營耕地面積1～4.9畝的農戶占全部農戶總數的50.89%。此后, 雖然土地流轉速度加快, 但小農戶依然是主體。根據農業部統計, 截至2016年底, 經營規模在50畝以下的農戶近2.6億戶, 占農戶總數的97%左右, 經營的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82%左右, 戶均耕地面積5畝左右。

 

      小農戶在中國長期存在, 有其客觀的必然性。首先, 這是中國人多地少的農業資源稟賦決定的。主張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學者, 通常把美國式的大農場作為現代農業的理想樣板, 卻罔顧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和美國具有十分不同的國情和農情, 美國式大農場在中國根本無法復制。而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超級大國,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2017年農村常住人口5.77億, 即便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0%, 仍將有4億～5億人口生活在農村。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且山地丘陵占很大比重, 并不適合大規模集中連片經營。人口總量大、農業人口比重高、耕地面積少的國情農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必然長期存在。其次, 這是中國土地制度和農業基本經營制度決定的。土地是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 土地制度是農村最根本的制度。在中國歷史上, 歷次農民起義和王朝更替, 幾乎都是由于土地兼并導致的, 歷代王朝采取多種措施限制土地兼并, 卻從未成功。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 就是建立了土地公有制, 徹底解決了土地兼并問題, 保障了農民基本的生存權利。黨的農村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 始終強調要保障農民的承包經營權, 保證農民的土地農民種, 防止土地私有化導致的風險。最后, 這是農業生產的特點和農民家庭經營的特點決定的。相對于工業, 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生物因素等多方面的限制, 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 而在地農民的家庭經營可以及時應對各種惡劣天氣和自然災害等帶來的風險。農業生產通常需要精細化的管理, 這導致農業勞動難以標準化, 勞動監督存在較大的困難, 而家庭經營可以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克服監督困難的問題。此外, 農民家庭經營, 使用婦女、老人等輔助勞動力, 勞動投入沒有完全計入生產成本, 農民在自有土地 (或者以極為廉價甚至是免費流轉親友的土地) 上從事經營, 也不存在地租問題, 這就極大地降低了農業生產成本。這些因素決定了農戶家庭經營在農業生產環節具有一定的優勢。在世界各國農業生產中, 家庭經營是一種普遍現象。近年來國內工商業資本下鄉圈地, 通常是打著發展現代農業的旗號從事非農產業, 真正直接從事農業種植養殖的企業, 很多都是以失敗告終。也正因此, 一些農業企業主動選擇退出生產環節, 把生產環節轉包給小農戶, 把小農戶整合進產業鏈, 從農業生產的上游和下游來獲取利潤。

 

      總之, 作為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超級大國, 中國的城鎮化注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小農戶的長期大量存在具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有鑒于此, 黨的十九大報告專門提出小農戶的問題, 并把“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作為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措施, 這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黨的政治文件中作出的全新表述, 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二、對小農戶的重新認識與反思

 

      經過三十多年持續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 中國城鄉經濟與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突破50%, 農業增加值占國民經濟增加值的比重不足10%2。然而, “三農”問題依然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因為對農業經營方式的選擇事關重大, 一定會波及土地制度乃至社會制度等根本性問題。近年來, 圍繞中國農業發展道路選擇的爭論, 使小農問題再度成為焦點。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批評小農戶的低效率, 主張走規模化道路。這種政策主張必然推動土地的私有化或者變相私有化。因為只有土地的私有化, 才能為工商資本下鄉創造條件。而土地的私有化勢必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同時, 消滅小農戶的政策也會制造大量無產化的勞動力, 剝奪許多人的就業機會。過去一段時期, 地方政府大力推動農業規模化經營, 已經導致一些不良的后果, 包括農地的非糧化甚至非農化等等。一些學者反思主流農業政策, 重新思考小農的社會功能。

 

      溫鐵軍認為, 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和小農戶的大量存在, 使得近代以來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風險能夠得到轉移, 從而實現軟著陸, 維護了社會的基本穩定。陳錫文認為,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如果我們把“三農”問題簡化成為農業現代化問題, 一味地盲目追求土地規模化經營, 用大農場排擠小農戶, 就不能解決農民的出路、農村的發展等問題。經濟學家姚洋認為, 小農經濟的存在讓中國在發展中避免了農民的徹底無產化, 形成了“無剝奪積累”。“無剝奪積累”概念來自南非學者吉莉安·哈特 (Jillian Hart) 《去全球化》一書。在書中, 哈特比較了南非和中國的工業化過程, 她發現在南非大量沒有土地的黑人離鄉背井, 變成產業工人, 由于沒有土地的保障, 要保證他們的生計, 工廠就必須支付較高的工資;而在中國, 由于農民擁有土地, 他們對工資的要求就較低, 因此中國工業化的成本比較低。賀雪峰持有類似觀點。他認為小農戶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農民家庭通過“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模式, 用農業收入補貼工資收入的不足, 可以極大地降低制造業的成本, 有助于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對此, 黃宗智提出了明確的批評。他認為, 今天中國的農戶同時從事種植業和城市打工, 既是出于農民家庭經濟的組織性邏輯, 也是出于國家政策性抉擇的原因。從政府的角度來考慮, 用這種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的生產方式來維持農產品生產, 是最最廉價、最最“經濟”的辦法。而對從事這樣生產方式的農戶來講, 他們別無選擇, 必須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上的收入來彌補自己打工收入的不足, 這就使得過密型小規模、低報酬的農業制度和惡性的臨時工制度緊緊地卷在一起。這種制度安排顯然并不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他同時也反對主流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土地私有化, 因為后者所造成的危害更是災難性的。他認為, 政府應該充分認識到小農經濟的長期延續, 在此基礎上改善小農的生存條件。

 

      總之, 當前國內學術界關于小農問題的討論, 大體可以分成如下四種政策主張:

 

      一是認為應該效仿美國, 走規模化、資本密集型道路, 包括發展大型農場和企業化農業, 而小農經濟是落后的, 必須淘汰。此觀點大多基于大資本的利益, 可以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立場。

 

      二是主張家庭內部以農補工, 以小農經濟的微薄收入補貼城市打工收入之不足, 并給打工者返鄉提供一條退路。此種觀點大多基于對國家工業轉型升級之認識, 可以被認為是國家主義立場。

 

      三是看到小農經濟面對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的資本雙重擠壓, 喪失了生產主體地位, 生產關系發生改變, 主張開展農戶之間的合作,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此種觀點大多基于對集體經濟之認同, 可以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立場。

 

      四是認為中國農業的未來不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大農業, 而是建立在種植的精細管理和自雇勞動基礎上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小農經濟。此種觀點基于農民家庭經濟的特殊性, 可以被認為是民粹主義立場。

 

      除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之外, 其他三種主張都明確反對資本下鄉和土地私有化, 反對農業的資本主義轉型, 在不同程度上認可小農存在的價值。

 

 

三、嵌入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的小農戶

 

      嵌入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的小農戶是指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至今仍然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獲得的耕地上從事農業勞動, 并以農業作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戶。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 小農戶仍然廣泛存在, 然而現代農業已經不是傳統的農耕, 現代小農戶已經不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戶。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中, 市場競爭推動分工的深化和生產的社會化, 小農戶作為專業的商品生產者, 已經深深地嵌入在高度社會化的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中。

 

      (一) 小農戶的現代轉型:從自給自足兼業小農到專業化商品生產者

 

      中國傳統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和消費單位。農民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 普遍以兼業的方式從事手工業小商品生產、小商業經營, 形成男耕女織“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傳統農業主要使用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 土地由農民家庭所有或者向地主租賃而來, 勞動力主要是家庭成員, 生產活動幾乎不依賴市場。農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 除了繳納地租和稅賦之外, 主要供家庭成員消費, 只有極少部分在市場上銷售, 其目的也不是為了獲利, 而是為了調劑余缺。因此, 傳統的小農經濟, 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揚·杜威·范德普勒格的研究表明, 盡可能地遠離市場并非中國小農獨有的特點, 而是全世界小農戶共同的生存策略。

 

      經歷了30年的農業集體化之后, 1970年代末開始的分田到戶改革, 讓中國農業又回到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方式。家庭承包經營在形式上似乎是回歸了傳統小農經濟。然而, 此小農已非彼小農。分田到戶改革之后緊隨而來的是市場化改革。隨著市場機制全面滲透到鄉村, 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被深刻地改變了。生活方面, 從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資料, 到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和服務, 幾乎全部商品化, 農民的生活寸步離不開貨幣。我們以農民家庭食品消費情況來說明這一問題,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改革之初, 農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中, 使用現金支付的比重大約為30%, 也就是說, 還有70%的比重是自產自銷, 不需要向市場購買, 時至今日, 現金支付的比重已經超過90%, 也就是說, 農民家庭消費的糧食蔬菜等食品, 絕大部分是要使用貨幣通過市場來購買。生產方面, 分田到戶和市場化改革讓中國兩億多的小農戶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可以自主地安排生產,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經過四十年的市場化改革, 小農戶已經形成了很大的分化:一些農戶徹底退出農業生產領域, 成為非農戶;一些農戶則是主要勞動力外出經商或務工, 老人、婦女等家庭輔助勞動力兼業從事農業, 維持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 成為兼業農戶;一些農戶家庭主要勞動力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外出打工, 通過流轉親友或鄰居的耕地, 利用家庭勞動力從事適度規模經營, 賀雪峰稱之為“中農”, 實際上也可以稱之為專業小農戶;還有一些農戶已經成長為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規模化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已經不屬于“小農戶”的范疇。

 

      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顯示:截至2006年底, 全國共有農業生產經營戶20015.9萬戶。在全部農村住戶中, 純農業戶 (指農戶家庭中勞動力以從事農業為主, 農業收入占家庭純收入80%以上) 所占比重為75.10%;農業兼業戶 (指家庭勞動力既從事農業也從事非農產業, 但以農業為主, 農業收入占家庭純收入50%～80%) 所占比重為4.29%;非農兼業戶 (指家庭勞動力既有從事農業也有從事非農產業, 但以非農產業為主, 農業收入占家庭純收入20%～50%) 占9.53%;非農戶 (指家庭中勞動力以從事非農產業為主, 農業收入占家庭純收入20%以下) 比重為3.75% (表1) 。

表1 2006年各地區農戶兼業情況/%

      2016年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尚未向社會公開, 我們可以推斷,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持續推進, 純農戶比重一定會有所下降, 但農村仍然會有相當部分農戶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王春光等[18]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他們根據一項全國范圍內的大型連續性抽樣調查研究發現, 2015年農村純務農人口仍然占農民總數的41.87%, 以農為主的兼業者占5.49%, 也就是說當前農村人口中仍有近半數的人在從事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農業生產, 并非社會刻板印象中認為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打工, 農業后繼無人了。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 現在仍然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戶, 生產目的已經不再是為了滿足自身家庭的消費需求, 而主要是為了追求貨幣收入。這些小農戶已經不同于恰亞諾夫所描述的追求勞動辛苦程度與消費滿足程度相均衡的小農戶, 也不同于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所描述的追求基本生存的小農戶, 而是發展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所說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

 

      (二) 農業的現代轉型:分工深化推動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社會化

 

      發展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在其名著《改造傳統農業》中, 把傳統農業定義為“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4。工業革命以來,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在農業領域的大規模應用, 農業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現代農業大大減少了對土地和勞動力的依賴, 卻嚴重依賴良種、化肥、農藥、除草劑、農業機械、科技等各種資本品的投入。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也表現為資本化程度持續快速提高, 即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 以資本密集投入帶來的邊際效益遞增的產出彌補勞動密集投入帶來的邊際效益遞減的“內卷化”, 由此實現中國農業的“去過密化”, 實現農戶收入的持續增長和鄉村發展, 黃宗智先生稱之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

 

      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區別還體現在生產的分工和社會化程度不同。傳統農業由于生產要素簡單, 產業鏈條很短, 單個農民家庭就可以掌握全部生產資料, 獨立自主地完成從種到收的整個生產過程, 不需要很復雜的分工協作;農戶生產出來的農產品主要用于農民家庭直接消費, 不太依賴市場體系去銷售。現代農業所依賴的生產要素多種多樣, 并不是單個農民家庭可以完全掌握的, 生產制造這些生產要素的企業數量眾多。現代農業生產的目的主要不是滿足農民家庭直接消費需要, 而是面向市場進行商品化生產, 這就使得農產品的加工、運輸、銷售等環節變得非常重要, 從事這些環節工作的企業和個人也逐漸構成一個專門的產業。總之, 現代農業已不再僅僅局限于種植和養殖環節, 而是向產前、產后環節延伸, 形成了包括農業生產資料投入、種養殖生產、農產品加工制造、農產品運銷以及餐飲等環節在內的產業鏈, 構成一個涉農產業體系。正如亨利·伯恩斯坦所指出的, 在工業資本主義到來之前, 農耕在社會和空間的范圍上都是有限的, 它存在于相對簡單的社會分工之中, 相對自給自足, 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勞動分工的專門化, 曾經非常普遍的農耕生產和家庭手工業生產的結合被逐漸破壞了, 在現代經濟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中, 農業被整合進資本主義生產體系, 成為現代經濟的一個部門。

 

      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中, 產前和產后環節所占的比重甚至要遠遠超過種植和養殖的產中環節。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 包括美國、日本、歐盟在內的發達國家和地區, 傳統農業國民總產出的比例已經下降到2%左右, 但涉農產業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國民經濟總產出中卻平均穩定在8%～10%左右。姜長云最新的研究顯示:2014年, 美國農業 (包括農、林、漁、獵業) 本身的增加值2154.16億美元, 但與農業關聯的食品、飲料和煙草產品制造業, 食品和飲料商店零售業, 餐飲服務業等產業增加值合計7415.24億美元, 相當于農業增加值的3.44倍;同年, 農業就業人數為40.97萬人, 與農業關聯產業就業人數相當于農業就業人數的14倍。

 

      中國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社會化從新中國成立不久就開始了。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 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生產經營范圍的擴大, 并非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推動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農業集體化對農業生產流程的再造, 促進了農業的迂回生產, 提高了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在農業集體化時期, 人民公社設有種子站、土肥站、拖拉機站、糧站、科技推廣站、獸醫站, 以及水利、電力、農機、良種、植物保護等服務機構或專業人員, 提供專業化的農業生產服務, 覆蓋從種到收的全部環節。供銷社系統則負責農業生產資料的購、運、儲、售等服務。通過大范圍的分工協作, 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和社會化水平, 形成了完整的農業產業體系。

 

      市場化改革以來, 中國農業的商品化程度持續快速提高。市場機制推動商品生產者不斷提高生產效率, 而分工和專業化生產是提高效率最主要的方式。隨著農業產業的發展, 分工逐步深化, 產業鏈條越來越長, 越來越多的生產環節被分化出來, 成為專業服務領域。以糧食生產為例, 農資供應、農機服務、農產品收購, 都有專門的市場主體來提供, 不需要農戶親力親為。《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顯示, 小麥、水稻、玉米三種農產品平均每畝用工量從1979年的33.3個工作日持續下降到2014年的5.87個工作日;與此同時, 機械租賃費占全部物質和服務費用的比重從1978年的3.45%提高到2012年的29.57%。在一些地方, 已經出現了較為完整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農戶把土地托管給社會化經營主體, 由后者負責從種到收的各個環節。對于勞動密集型的蔬菜、水果種植, 也同樣形成了一條很長的產業鏈, 農戶負責種植環節, 而種子、化肥、農藥等農資的供應, 以及產品的收購、運輸、加工、銷售, 都由專業的經營主體負責。

 

      總之, 現代農業并非傳統農耕, 而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分工體系, 其生產經營范圍遠遠超出了家庭的邊界。小農家庭經營的組織形式并沒有消失, 而是被整合進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中, 成為專業的商品生產者。現代小農戶猶如在“代工廠”流水線上工作的打工者, 可以形象地稱之為“打農”。

 

 

四、小農戶在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中的結構性困境

 

      現實生活中小農戶的堅韌性, 讓很多人對之報以極大的熱情和期待。黃宗智援引恰亞諾夫的理論, 認為農民家庭經營不同于資本主義農場, 小農戶完全可以抵抗大資本, 在生產領域保持獨立自主性, 而不是淪為無產化的雇傭工人。董正華認為, 小農經濟并非一種落后生產方式的殘余, 而是代表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獨特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 小農基礎上也同樣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我們認為, 上述對小農處境的看法未免過于樂觀。小農戶的長期存在固然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 小農戶分散經營的狀態與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 讓小農戶陷入困境, 從而失去主體性。

 

      (一) 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

 

      如上所述, 現代小農戶已經不是追求自產自銷、自給自足, 而是成為面向市場的專業化商品生產者。

 

      計劃經濟時期, 國家推動農業生產的社會化, 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由國家計劃統一調配, 農產品的銷售也通過統購統銷系統進行, 生產隊只需負責管理好生產就行。統購統銷制度的優勢在于產銷之間可以很好地對接, 提高生產的計劃性;弊端在于靈活性不足, 并且過低的農產品收購價格抑制了農民的積極性。統購統銷制度的取消讓農民成為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 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然而這也使得產供銷對接的鏈條斷裂, 個體小農戶不得不直接面對市場。農戶數量眾多, 戶均經營面積很小, 且組織化程度很低, 導致小農戶在種植、管理、信息獲取、營銷、物流管理等方面能力不足, 農產品滯銷時常發生, 農民經常是增產不增收。其實農民十分關心市場, 具有高度的市場意識。然而, 分散經營的小農戶根本無法及時、準確、全面地掌握市場供求關系和變化趨勢。小農戶只能根據身邊的情況和前一兩年的行情揣測未來的市場走向。數量眾多的農戶基于個體有限理性作出的選擇, 導致的結果可能是集體的非理性。

 

      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體系, 也增加了產銷供需平衡的難度。經濟史學家的研究表明, 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商品生產和交換, 小農戶從來沒有完全脫離市場交換體系。然而, 傳統的小農戶進入市場只是調劑余缺、互通有無, 并非像今天的農民這樣在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高度依賴市場。并且傳統社會農民所進入的市場主要是以鎮為中心的集貿市場, 農產品運輸的距離有限, 地理區域相對封閉, 所以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說法, 而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都是傳統社會無法比擬的。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內大市場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 中國逐漸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內大市場。加入WTO之后, 中國農業進一步對接全球市場體系。因此, 今天的小農戶所面對的是一個規模超級龐大、結構超級復雜的現代市場體系。而市場規模越大、結構越復雜, 意味著波動和風險越大, 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就越突出。我們在廣東省連州市調研的過程中, 當地農民向我們反映, 長期以來連州的蔬菜銷售主要仰仗臺風———臺風過境, 廣東沿海地區的蔬菜生產受到破壞, 而連州位于粵北山區, 可以避免臺風影響, 連州的蔬菜就可以趁機在廣州、深圳等大城市賣個好價錢。可近年來, 由于物流運輸體系的改善, 全國各地的蔬菜都可以快捷地運到珠三角, 大批量運輸所產生的運費, 平攤到每公斤蔬菜上并不高, 因此, 即便廣東沿海地區的農業生產受到臺風影響, 山東、河北等地的農產品仍然可以迅速、大批量地運輸過來, 填補市場需求, 連州本地蔬菜的產能過剩問題就難以化解。由此可見, 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 統一的市場規模越大, 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就越嚴重。

 

      (二) 小農戶與大資本的矛盾

 

      千變萬化的大市場與千家萬戶的小生產之間的矛盾, 在包產到戶改革不久就出現了。針對這一矛盾, 20世紀90年代初, 山東等地的農民率先探索農戶與農業企業結成長期穩定的契約關系, 建立利益共同體, 這就是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最基本的形式是“公司+農戶”, 農業企業與農戶通過簽訂購銷合同, 規定雙方在農產品生產、銷售、服務以及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等方面的權利和義務, 形成的農業企業和分散農戶的產業鏈縱向合作關系。這種組織模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訂單農業”。

 

      農業產業化模式甫一出現就得到一些學者的高度關注和支持。學者們希望農業產業化一方面把“千家萬戶”和“廣闊市場”兩者結合起來, 提高生產和消費的組織化程度, 最大限度消除不確定性, 規避市場風險;另一方面要擴展農業產業鏈條, 使農民能夠獲得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利潤, 增加農民收入。一些學者稱贊農業產業化是包產到戶改革之后的又一偉大創舉, 是一場“真正的農村產業革命”。

 

      農業產業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政府官員看來, 農業龍頭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 也能夠產生更多的正外部性, 示范和帶動農民進入市場。21世紀以來, 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出臺大量的政策直接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然而, 從過去二十多年的實踐看, “公司+農戶”的農業產業化模式并沒有改善小農戶的處境。“公司+農戶”模式中, 公司和農戶各自保持了形式上的相對獨立性, 是一種合作關系, 但由于雙方實力差距懸殊, 地位很不平等, 在利潤分配和風險分擔方面, 農業企業占據絕對性的支配地位, 農戶承擔了更多的風險, 卻只能獲得有限的利潤, 而公司得以轉嫁風險, 同時獲得高額利潤, 這是形式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

 

      在“公司+農戶”的農業產業化項目中, 公司越來越趨向選擇大規模種植與在地市場脫節的農產品, 這樣, 農戶當然只能越來越依靠公司而毫無自主的市場渠道和銷售能力。同時, 由于用新的方式來種植新的作物, 小農戶原有的地方性知識、農業技能也失效了, 成為一個農業生產車間的工人。這是一個“去技能化”的過程, 也是一個“去能”的過程。可以說, 如果公司與農戶之間的生產關系沒有改變, 那么, 政府對“公司+農戶”的農業產業化模式的投入, 只能進一步鞏固農戶對公司以及資本的依附性。

 

      如果說在“公司+農戶”的組織形式中農戶對公司的依附性表現得比較明顯, 那么在高度市場化的產業鏈分工體系中, 小農戶對大資本的依附性就比較隱蔽。因為小農戶與大資本并沒有隸屬關系, 而是通過看似平等的市場交易行為與產業鏈上下游的經營主體進行合作, 形式上表現出更強的獨立自主性。而事實上, 大資本利用市場上的優勢地位, 不斷排斥小農戶。近些年, 我們對珠三角水產養殖行業的產業鏈進行了調研, 發現整個產業鏈條中, 各類資本主體控制了魚苗、飼料、抗生素 (對付因過度密集養殖而導致的魚瘟) 的供應, 以及成魚的收購。產前和產后環節的利潤很高, 且風險遠低于產中環節。而想要占領這些高利潤低風險的生產環節, 既要依靠雄厚的經濟實力 (向小農戶賒銷農資需要大量的資本金, 對資金鏈是很大的考驗) , 也要仰賴各種非市場力量, 甚至不乏黑惡勢力的介入。經過多年的爭奪, 一些大的經營戶已經壟斷了這些高利潤行業, 操控地方市場的價格。而普通小農戶付出了大量的艱苦勞動, 承擔了巨大的市場風險, 卻并不能獲得穩定的利潤。最后是失敗的小農戶被迫退出水產養殖行業, 無奈選擇外出打工。可見, 今天的外出打工者中, 有一部分人并非所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準確地說, 這些人并非像剩余勞動力那樣溢出農業與農村, 而是以農業競爭失敗者的身份被擠出農業與農村。

 

      (三) 小農戶與國家治理體系的矛盾

 

      小農戶的廣泛存在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東亞的日本、韓國, 由于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以及集約型稻作技術發達, 小規模農民家庭農場一直是其主要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小農社會不僅成為我們今天所謂“東亞傳統”的核心部分, 在十九二十世紀的“近代化”過程中也維持了其生命力。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這些國家和地區并沒有力圖消滅小農戶, 而是通過農會、農協等組織, 把農民組織起來, 建立統分結合的農業經營體制, 幫助小農戶成功對接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東亞國家和地區小農組織化和農業現代化成功經驗的關鍵在于政府強有力的介入。日本絕大多數的小農戶都加入了農協組織, 而農協本身就是半官方的組織。遺憾的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公共政策的基本趨向卻是去小農化, 政府不遺余力地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對小農的關注和支持非常不足, 任其自生自滅。

 

      以農業技術推廣為例。農業技術推廣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 為農戶提供公益性的農業技術服務, 是WTO政策框架下各國支持農業的重要手段。中國曾經建立了完善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然而, 隨著農村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 農業公共服務體系也逐步引入市場機制。政府不斷減少農業技術推廣部門的投入, 轉而由市場主體向農戶提供有償服務。20世紀80年代末, 各地政府普遍采取甩包袱的做法, 把農業科技部門徹底推向市場, 令其自謀出路。曾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農業技術推廣部門的主要精力用于商業性服務, 忙于創收, 忽視了公益性服務。鄉鎮體制改革之后, 鄉鎮一級農業服務機構處在癱瘓或半癱瘓狀態。農技人員經常被抽去開展拆遷、計生、信訪等鄉鎮其他工作, “在編不在崗、在崗不干農”現象嚴重, 導致公益性農技推廣服務乏力, 絕大多數鄉村的農技指導服務長期處于空白狀態。

 

      這種狀況既有思想認識上的原因, 也有體制上的原因。從思想認識上來看, 首先, 由于中國曾經經歷了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和農業集體化, 國家對農業進行了強有力的管控, 以至于在改革時代, 學界和社會上很多人把國家對農業的宏觀調控等同于計劃經濟, 等同于“左”的行為。其次, 20世紀80年代, 中國啟動改革開放, 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思潮也開始興起,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也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 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就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很長一段時間, 在大市場、小政府發展理念的指導下, 政府將權力讓渡給市場, 也將責任讓渡給市場。這種思路對政府的農業政策產生了直接和深遠的影響。

 

      從體制上來看, 改革之前, 國家對于農業的支持和服務是依托集體經濟組織來進行的。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 許多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逐漸解體, 農民經歷了去組織化的過程。盡管中國政府中涉農部門的人員規模并不小, 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農惠農資金總量更是十分龐大, 然而由于農民的去組織化, 小農如何對接大國家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近年來我們研究團隊在各地農村的調研中, 基層農業部門的干部普遍反映, 國家的農業政策在基層找不到合適的抓手。面對數量龐大、規模很小、高度分散的小農戶, 政府幾乎無從下手, 政府直接針對小農戶的公共服務變得幾乎不可能, 政府的各種支農惠農資金無法找到有效的承接載體。在項目制的治理體系中, 在績效考核壓力下, 基層政府為了完成各種任務, 更傾向于和專業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合作。為了降低交易成本, 更有效地進行農業治理, 一些地方政府不遺余力地驅逐小生產者。

 

      總之, 由于種種原因, 小農戶在中國仍然大量存在, 小農并沒有完全失去生產資料, 在生產領域還有一定的自主性, 但在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 在農業生產社會化的背景下, 小農的這種自主性也只是虛假的自主性。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和農業產業體系中, 各種類型的資本控制著農業產業鏈和價值鏈, 個體小農戶從屬和依附于資本, 實際上處在半無產化狀態。

 

 

五、小農組織化與鄉村振興

 

      新中國成立以來, 黨的幾代領導人都深刻地認識到, 傳統的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方式, 不能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要求, 不能支撐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 但是中國也絕不能走資本主義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如何在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 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農村的現代化, 是黨的幾代領導人一以貫之的探索。而他們得到的共同答案, 就是農民的組織化。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的落后性, 指出組織起來才是農民唯一的出路。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集體化, 并非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向共產主義“窮過渡”, 而是通過農民合作來改造傳統小農生產方式, 提高農業生產社會化水平, 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正如毛澤東指出的, “搞農貸, 發救濟糧, 依率計征, 依法減免, 興修小型水利, 打井開渠, 深耕密植, 合理施肥, 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 反對‘五多’等等, 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 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 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不靠社會主義, 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 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 而希望大增產糧食, 解決糧食問題, 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 那真是難矣哉!”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 在肯定包產到戶改革的同時, 始終強調農村發展的總方向仍然是強化集體經濟。對于中國農業發展道路, 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兩個飛躍”思想, 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 從長遠的觀點看, 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 是廢除人民公社,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 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 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 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發展集體經濟”。在鄧小平看來, 農業走集體化道路, 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是歷史的必然選擇。“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僅靠雙手勞動, 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 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 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 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

 

      早年在擔任中共寧德地委書記期間, 就運用辯證的方法闡釋“統”與“分”的關系:“所謂‘分’, 就是以家庭為主要的生產經營單位, 充分發揮勞動者個人在農業生產中的積極性;所謂‘統’, 就是以基層農村組織為依托, 幫助農民解決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問題……要對分散的農戶加強統一服務……建立產前、產中、產后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包括生產、科技、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和農產品的銷售等) 。”在2001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一書中, 中國農民家庭經營存在經營規模小、生產粗放、競爭力弱等問題, 如果硬將農民推向市場, 讓農民個人去自生自滅, 只能讓許多農民“嗆水淹死”, 而發達國家農村市場化的經驗表明, 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 才能使農民盡快安全、順利地進入國內外市場, 并能夠有效地降低進入市場的成本, 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市場占有率。因此,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 中國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2013年3月,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江蘇團會議上, 在聽取相關匯報后提出, “改革開放從農村破題, 大包干是改革開放的先聲。當時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但實踐的結果是, ‘分’的積極性充分體現了, 但‘統’怎么適應市場經濟、規模經濟, 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改革開放40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站在新時代的高度來思考中國的鄉村振興, 必須全面總結和繼承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農村發展的一切先進經驗, 同時借鑒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把提高小農組織化程度作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關鍵。

 

      第一, 政府要為小農合作提供組織資源。中國幾千年的實踐證明, 小農不可能自發實現高水平的合作。組織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而組織作為一種公共產品, 所有人都想“搭便車”, 這是組織行為的困境。由黨和政府動員小農組織起來, 走合作的道路, 這才是小農戶組織化的可靠出路。當前, 鄉村振興已經成為國家的重大國策, 各類資源正源源不斷地輸入鄉村地區, 政府應該以手中掌握的大量資源為契機, 通過對小農戶的發動組織, 推動鄉村地區的社會建設, 將鄉村社會活力的再造、小農戶的再組織化視為政府在鄉村振興工作中最大宗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供給。

 

      第二, 要為小農戶賦能, 激發小農戶的主體性。農業生產活動本質上應該是地方性的。小農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在地者, 作為長期與土地打交道的直接生產者, 他們應該最為稔熟在地農產品的生產經驗以及家庭日常消費之余的農產品的自主銷售渠道。本來各地農民都會根據日常生活需要、傳統習慣、氣候條件, 在有限的耕地上輪作、套種多品種、小規模的農產品, 但在崇尚高度商品化的現代農業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看來, 這些在地農業屬于沒有效率的、無法給農民增加收入的保守農業。這使得小農戶的主體性得不到發揮。新時代的鄉村振興, 最關鍵的就是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小農問題上, 政府要尊重小農的主體性, 在特色產業的選擇等問題上, 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見, 注重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加強對小農戶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培訓, 堅持土洋結合, 引導農民挖掘并發揮地方性知識進行科學種田。

 

      第三, 政府應該為小農戶提供公益性的生產服務, 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產業有機銜接。整合政府涉農部門和涉農資源, 提升鄉鎮或區域性農業技術推廣、動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監管等公共服務機構的服務能力。涉農政府部門應該以無償的方式提供優質的農業生產性公共服務, 包括測土配方、農業先進技術推廣等, 指導小農戶科學種田, 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以合作社為依托, 為小農戶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利化的生產經營服務, 有效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深入推進國家供銷社系統改革, 依托供銷社系統聯結城鄉的網絡優勢, 一方面為千家萬戶的小農戶提供質優價廉的農業生產資料, 另一方面為小農戶走向城市消費市場提供橋梁和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