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數字經濟與數字司法協(xié)同發(fā)展是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不二選擇。我們要加強與各方積極合作，共同推動數字經濟的發(fā)展和法治建設。在司法審判工作中，要通過積極主動地發(fā)揮審判職能，有力服務保障數字經濟高質量發(fā)展，努力創(chuàng)造更高水平的數字正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最高法工作報告時指出，在服務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方面，人民法院依法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審結的知識產權案件逐步增長；在促進公共安全治理方面，人民法院嚴厲懲治境內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在個人權益保護方面，人民法院大力加強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在社會治理方面，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抓實訴源治理，促推社會矛盾糾紛源頭治理。以上領域不僅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更關乎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fā)展。

　　目前，我國數字經濟規(guī)模超過50萬億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愈發(fā)緊密。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fā)展對我國整體經濟發(fā)展具有決勝的關鍵作用。數字司法可以為這些領域高質量發(fā)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數字司法可以破解知識產權維權困境，支撐知識產權裁判尺度統(tǒng)一。《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是近年來有關知識產權發(fā)展的綱領性文件，也是新時代貫徹執(zhí)行依法治國、高質量發(fā)展理念的重要體現。數字經濟要想實現高質量發(fā)展，知識產權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發(fā)揮著基礎性作用。隨著我國向知識產權強國一步步邁進，各種類型知識產權糾紛案件都在不斷增加，法院的受案壓力也在逐漸加大，僅依靠傳統(tǒng)的線下審判模式來辦理案件對法院來說壓力過大，此時數字司法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僅是助力數字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關鍵一步，也使得數字司法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巨大優(yōu)勢得以彰顯。

　　首先，在線訴訟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目前許多法院都具備線上審判的能力，這樣一來許多知識產權案件的當事人可以選擇在線上進行訴訟。對于一些跨國或者異地訴訟的當事人來說，省去了不少的時間成本。如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靈活運用“北京云法庭”這個平臺，使得大部分案件都在線上解決，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其次，區(qū)塊鏈技術的運用減輕了知識產權案件取證難的困境。知識產權案件由于專業(yè)性較高，涉及的技術較為復雜，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取證難、證明難度大等問題。但隨著區(qū)塊鏈技術逐漸在司法領域被應用，起訴人可以通過線上提交電子證據，由鏈上節(jié)點共同見證，即實現司法數據的融合共享，享受區(qū)塊鏈技術帶來的便利。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裁判規(guī)則庫統(tǒng)一了裁判尺度。該庫又被稱為“知己”裁判規(guī)則庫，是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建立的第一個專門收集、整理和發(fā)布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規(guī)則的數據庫，它包含的技術類案件審判“思維導圖”，以簡單直白的方式展示了審判規(guī)則的全貌。為法官提供了審判案件的索引，幫助法官快速地掌握規(guī)則體系，以便高效率地審理同類案件。

　　數字司法可以高效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營造安全可靠的數字經濟環(huán)境。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日益增多，尤其是集團化特征日益突出。許多境外犯罪團體，通過控制詐騙團伙，形成規(guī)模龐大、人員數量穩(wěn)定的詐騙犯罪網絡集團。這種犯罪集團在規(guī)模不斷升級的同時，詐騙犯罪手段也在不斷升級，包括刷單返利、虛假投資理財、冒充電商物流客服等，手段愈來愈具有欺騙性。犯罪分子在實施電信網絡詐騙過程中，多使用“深度偽造”等互聯網技術，不但降低了犯罪成本，而且隱蔽性更強。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不僅給受害者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給社會經濟的高質量發(fā)展帶來了巨大的危害。為了遏制這種犯罪行為，數字司法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優(yōu)化算法模型，實現電信網絡詐騙罪要素式智能分析判斷。一些法院應用語義分析、人工智能等技術，研發(fā)刑事分析功能模塊。該模塊能夠自動分析起訴書、公安案卷、檢察案卷材料，抓取信息、分析案件、認定要素，實時概括案件爭議焦點，并智能預測裁判結果。算法司法的適用應當堅持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向上向善原則。法院在適用算法的同時也應探索完善算法規(guī)則司法審查標準，并逐步統(tǒng)一典型應用場景的司法規(guī)制規(guī)則。其次，豐富知識圖譜，實現詐騙罪要素式審判數據共享共用。一些地方法院按照上級法院制定的數據歸集共享有關辦法，將收集到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數據及圖譜信息統(tǒng)一歸集到高級法院進行匯總，并通過當地的政務辦公軟件再反饋至公安、檢察、司法等部門，推動實現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整體智治。再次，打破數據壁壘，構建跨系統(tǒng)數據平臺，創(chuàng)新詐騙罪數據分析新方式。一些法院將形成的業(yè)務規(guī)則轉化為算法模型，將生成的算法模型、知識圖譜通過安全途徑與最高人民法院及協(xié)同單位共享共治，并支持生成案件的分析報告，實現了智慧算法模型的互聯互通，完善了電信網絡詐騙罪研判分析模型，為社會治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數字司法可以強化個人信息權益保護，促進數字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在數字化時代，個人信息的泄露變得更為常見。比如，日常談話涉及的內容迅速出現在瀏覽器上，在咨詢過某件事后接到的推銷電話及不同平臺的騷擾短信，等等。被泄露的信息經過違法加工、處理后更容易導致公民面臨電信騷擾、網絡詐騙等問題。由于個人信息具有使用范圍廣、泄露發(fā)現難、調查取證難等特點，使得個體維權難度大、成本高、意愿低。這種消極維權不僅影響到了公民的個人權益，也不利于數字經濟的健康發(fā)展。而數字司法的發(fā)展使得審判這類案件變得更為高效便捷，也能更好地保護公民個人信息。

　　首先，通過數據脫敏技術對涉案信息進行匿名化處理。基于可識別性是個人信息的最重要的特征，故法院采用數據脫敏技術對個人信息進行匿名化處理，刪除個人信息中能夠識別到特定人身份或活動的數據。這樣一來既有效降低個人信息被關聯后不正當使用的可能性，又減輕了個人信息遭到泄露、濫用時面臨的財產損失。其次，借助隱私計算技術處理初始數據。隱私計算技術是指在保護數據本身不對外泄露的前提下實現數據分析計算的技術集合，達到對數據“可用、不可見”的目的。法院應用隱私計算技術來構建數字司法服務集合型平臺，使得通過隱私計算處理后的初始數據能夠被其他企事業(yè)單位合理使用，確保個人信息在不同平臺之間能安全流轉。再次，處理數據糾紛的法庭可以高效審理個人信息案件。涉自然人數據權益保護的，可以適用民法典關于個人信息保護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規(guī)定。因此，這類涉自然人數據權益保護的案件可以由專門的數據法庭來進行審理，比如，溫州的數據資源法庭自成立以來充分利用司法大數據不斷創(chuàng)新審判工作機制，探索建立集數據生成、存證、取證于一體的審判服務平臺，高效審理了不少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

　　數字司法可以傳承并創(chuàng)新傳統(tǒng)智慧，構建“楓橋經驗”數字化調解體系。“楓橋經驗”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治理經驗的典型代表，強調社區(qū)自治、人民參與和矛盾調解。盡管“楓橋經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本質就是堅持走群眾路線，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tài)，減少群眾訴累。雖然“楓橋經驗”是上世紀的產物，但是在數字經濟高速發(fā)展的今天，“楓橋經驗”仍因煥發(fā)著新的生命力而被廣泛適用。當今社會，人們之間的矛盾不僅變得更加常見，且因為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導致矛盾類型愈發(fā)紛繁復雜，如果什么糾紛都要依靠訴訟解決，那么對于我國司法機關來說必然是不堪重負的。因此，“楓橋經驗”在數字司法的推動下仍是司法機關解決糾紛的選擇之一。

　　首先，在線調解機制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在沒有數字司法的時代，一些偏遠地區(qū)的群眾想要到鎮(zhèn)里或者縣里解決糾紛矛盾是十分耗時耗力的，遙遠的路程和昂貴的訴訟費用會使得許多人放棄維權。而新時代“楓橋經驗”因為有了線上解決糾紛的平臺，使得當事人足不出戶就可以解決矛盾，對當事人來說無疑是減輕了負擔。其次，數字法院建設提高了法院調解效率和質量。大數據時代，法院可以依托數字法院建設成果，打造跨地域、高效率的糾紛解決模式。特邀調解組織、調解員全部在線錄入，一鍵完成人民調解平臺案件委派。采用人臉、短信等信息手段核實當事人身份，對調解過程進行錄音錄像，實現調解全程留痕，確保調解信息數據的真實與安全的同時也提高了調解效率。再次，數字司法節(jié)約了更多的司法資源。由于許多類型的案件都在線上調解，且一些案件還有人民調解、行業(yè)調解、法律工作者等解紛力量加入來減輕法院的負擔，因此省去了線下調解的很多人力物力資源，使得節(jié)省下來的司法資源可以用在更多疑難、復雜的案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