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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規劃的理論探討與策略分析 |
| 來源:中機院 時間:2016-09-23 點擊:17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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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各產業、部門都應該而且完全有能力結合自身發展水平 ,瞄準相應的國際市場層次, 充分利用加入WTO 前后的保護期提高自身的資本、技術密集程度, 培育新的競爭優勢, 加快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推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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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規劃的理論探討———西方政府干預理論
綜觀西方關于政府干預學說的歷史, 有三個不同時期的典型理論。
1.19 世紀初德國歷史學派從后發展國家的角度提出國家干預思想。作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 李斯特(Friedrish List ,1789 -1846)在其 1841 年出版的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提出各民族、各國家各有不同的發展道路 ,不存在適用于所有民族的經濟規律 , 由此提出了國家干預的理論依據。他強調經濟學的國別性和民族性, 從時代和國別的需要出發, 論述國家干預的必要性。
2.福利經濟學從市場外在性角度提出國家干預學說。20 世紀初以劍橋學派重要人物庇古(Arthur CecilPigou ,1877 -1959)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 ,從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合理性, 并對市場經濟的優缺點進行評價, 在此基礎上引入了國家干預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其 1920 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
3.1996 年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 -1946)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版 , 凱恩斯對傳統自由放任學說提出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挑戰。開始了一場旨在用國家干預思潮改變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凱恩斯革命” 。
4.西方政府干預理論的新發展(1)斯蒂格利茨較為溫和的國家干預理論。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stz ,1943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出版的兩本著作《政府經濟學》與《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中譯本名為《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 對他獨特的政府干預理論作了深入的闡述。在西方經濟學界以“干預經濟學”(Eeo-nomics of Intervention)的代表人物而著稱 。(2)克魯格曼對蕭條與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作用的探討。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要對過去 20 年所謂的“正統”經濟學進行反思 ,重新考慮過去被主流經濟學所揚棄的凱恩斯“需求經濟學” , 重新思考政府干預的問題。克魯格曼的觀點在他 1999 年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以及他近年發表的文章中集中地反映出來。
二 、產業規劃策略的實證分析
在日本 ,規劃產業結構的主要政府部門是通產省,然而, 通產省扶持的產業卻難以取得很大成功。一方面,日本通產省的產業規劃策略不但框架越來越粗, 而且經常變化 , 從而消弱了其產業規劃的明確目的。20世紀50 -60 年代日本以實現重化學工業為目的的產業規劃, 是政府合理的宏觀規劃與企業自主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 20 世紀 60 -70年代通產省則又把產業規劃的重點放在有色金屬、航空、航天等方面。由于戰線過長 , 導致這些產業并沒有很大的發展。20 世紀 80 年代后, 通產省的產業規劃方向又發生了變化 , 轉向扶持生物醫藥、大型計算機、電信和跨國銀行等產業, 這種產業規劃的多變性造成了相關準備的滯后, 因此遠未達到預期效果。而日本原有的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家電等 , 恰恰被忽視了;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對各類產業實行統一規劃抑制了企業家精神的產生, 壓縮了民間企業的活動領域, 不利于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
無獨有偶, 印度的產業規劃策略也存在著嚴重缺陷。一方面, 印度政府大力促進以計算機軟件為代表的信息產業的發展, 希望以信息產業帶動印度經濟發展。1984 年拉·甘地總理提出通過發展計算機軟件“把印度帶入 21 世紀”的目標 , 并制定了《計算機軟件出口、開發和培訓政策》。拉奧總理執政后 , 繼續奉行拉·甘地大力發展計算機產業的方針 , 采取了許多實際措施支持和發展計算機業 , 特別是計算機軟件的出口。1998 年5 月 ,印度人民黨政府上臺后, 瓦杰帕依總理明確提出“要把印度建成一個名副其實的信息技術超級大國” 。但另一方面, 整個印度經濟的發展仍受到傳統產業的嚴重制約。目前在印度的 GDP 中, 僅農業就占24 %, 有 60 %的勞動力投入到農業部門。在工業方面,由于印度基礎設施落后, 汽車、醫藥、鋼鐵、船舶、紡織、柴油機、自行車等產業雖初具規模, 但產品質量低劣,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可見 , 如果印度僅僅依靠軟件等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 而忽視解決農業、工業、教育、福利等核心問題, 將會嚴重制約印度整體經濟實力的提高。
縱觀我國, 從“六五”計劃到“十五”計劃。在戰略重點上 ,“六五”計劃突出對輕工業產業的發展, 強調增加農產品、輕紡產品和日用工業品。同時 , 已經注意到進行科技成果的推廣和應用 , 對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七五”計劃加強基礎產業(能源、交通、通訊和原料)的建設, 克服經濟發展中的“瓶頸”障礙, 為經濟發展提供后續動力。“八五”計劃在繼續強調發展基礎產業、加快加工工業技術改造的同時, 將電子工業當作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帶頭產業。“九五”計劃指出實現高質量和高速度的發展, 必須實現二個根本性轉變,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促進科技教育與經濟的緊密結合。“十五”計劃與以往五年計劃相比 , 在發展重點上有三個突出的地方, 一是應對加入WTO 和知識經濟的發展 ,提出加速發展信息產業, 大力推進信息化, 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二是深化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 ,提出實施西部大開始的戰略;三是實施城鎮化戰略 , 促進城鄉共同進步。
從我國 5 個“五年計劃”中可以看出, 我國近 20 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 始終貫徹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原則, 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動力 , 始終注意結構調整、科技進步和效率提高。在計劃的重點上, 早期的計劃重點發展基礎產業, 在經濟發展具備一定基礎下 ,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 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成了計劃的重點。
三 、產業規劃的政策建議
目前關于我國的產業規劃存在兩種傾向。一種是在人們大談美國的“新經濟”連續數年高速增長的影響下, 認為我國應實行跳躍式發展 , 全力投身于高科技產業。盡管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符合歷史潮流, 但產業結構的演變規律和新中國經濟發展史均已證明跳躍式發展是不行的 ;另一種認為目前存在大量失業人口 , 社會需要穩定, 中國經濟應以充分就業為首要目標, 全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倘若我國全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將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這兩種主張都有其合理性, 但又有些偏頗。
北京大學蕭灼基教授認為 , 應加強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 ,發展重化工類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會長劉方教授認為當前產業調整中心應放在加快農業產業化 , 實現現代農業上;要加強第二產業中高新技術的引進 ;加速第三產業建設以解決其滯后問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程啟智教授認為加入 WTO , 我國傳統產業未來的生存和發展機會, 將取決于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 是使我國較為成熟的傳統產業在未來獲得新的發展空間的重要手段。另外, 在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 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在接受和引進國外產業轉移和技術的同時 , 還要重視國內自主研究和開發能力的提高, 努力建立有自主型的產業結構升級的模式。
他認為 ,一方面政府應該給予財政支持和優惠政策的扶持;另一方面政府不但不能隨意干預市場, 而且要在消除進入和退出產業時的制度障礙 , 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避免地方政府的重復建設和消除壟斷上有所作用。長春稅務學院孫宇輝教授從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理論出發,得出我國仍處于起飛階段, 進入成熟階段的早晚取決于長期滯后的第一產業的升級 , 主導部門與支柱產業的選擇以及政策傾向的程度。杭州商學院徐劍明認為,我國的產業規劃應堅持以自主型發展模式為主, 引進外資的力度應和國內各相關產業的競爭力相適應,用高新技術武裝傳統產業, 完善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政策環境。
中機院專家認為, 我國的產業規劃首先應立足于現有的比較優勢, 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我國應適時的把握加入WTO 這一契機, 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參與國際競爭, 開拓更廣闊的國際市場 , 以獲取更高的利潤, 加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其次, 適應國際產業發展的新趨勢 , 積極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國內各產業、部門都應該而且完全有能力結合自身發展水平 ,瞄準相應的國際市場層次, 充分利用加入WTO 前后的保護期提高自身的資本、技術密集程度, 培育新的競爭優勢, 加快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推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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