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三個重大變化：一是工業化進程的階段轉換；二是城鎮化進程的階段轉換；三是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這三個重大變化構成“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特征，給產業、區域、財政、金融等帶來方方面面的影響，其中既蘊含著諸多新的發展機遇，也潛藏著一些困難挑戰。

（一）工業化進程的階段轉換：傳統工業化基本完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任務更為緊迫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帶動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斷向上攀爬的核心驅動因素。從歷史上看，決定一個國家能否實現由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實現跨越的最重要因素，就在于產業結構能否及時轉型升級。阿根廷、巴西、俄羅斯、菲律賓等國家，之所以要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受資源品國際市場行情影響，經濟長期難以走出大幅波動，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的產業發展停留在中低端水平，未能實現轉型升級，有的國家甚至出現了過早“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問題。而日本、韓國等國家之所以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主要原因就是其在相應發展階段較好地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對世界經濟史的經驗分析表明，當一個國家達到人均GDP約12000美元的水平之后，其產業發展往往會面臨“后有追趕、前有圍堵”的特殊狀態：一方面，隨著人均工資水平的提升，低勞動力成本優勢趨于減弱，服裝鞋帽、家電和電子產品裝配制造等勞動密集型中低端產業逐步向工資水平較低的后發國家轉移；另一方面，在推動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高端轉型、由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環節向技術研發和品牌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延伸的過程中，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互補性減弱、競爭性加強，于是必然遭到來自發達國家在科技創新、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領域的圍堵壓制。因而，一個國家進入該發展階段時，往往會面臨較為復雜逼仄的外部環境，轉型升級并不容易——既要努力加大技術創新和品牌營銷等綜合運營能力，營造新的產業競爭優勢；也要盡可能維持原有中低端產業的競爭力，防止其過快流出。

當前，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進程已經逐步告一段落。從三次產業結構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開始加速推進，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不足20%持續上升至1980年的43.9%。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之前，工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總體處于較高水平，之后開始逐步下降。截至2023年，工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別下降至31.7%和38.3%。單看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也由2006年32.5%的最高點下降至2023年的26.2%（見圖1）。這一過程與其他發達國家歷史上工業和制造業占比呈“倒U”型趨勢的產業結構演變規律基本一致；即便如此，目前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仍顯著高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巴西、越南等新興市場經濟體，我國制造業基礎雄厚的優勢仍然突出。從主要工業品產量來看，布、化肥、鋼鐵、水泥、玻璃、汽車等傳統工業時代的代表性工業產品的產量近年來或穩定在某一水平不再增長，或增速明顯放緩。其中，布產量在2016年達到峰值906.8億米，此后開始下降，2023年降至294.9億米。農用氮、磷、鉀化肥產量在2015年達到7432.0萬噸的峰值，此后開始逐漸減少，2023年降至5713.6萬噸。鋼鐵產量持續快速增長的趨勢在2020年之后明顯放緩，產量基本穩定在2020年的水平。水泥、平板玻璃、彩色電視機的產量在2020年之后也基本穩定或略有下降。汽車產量在2017年達到2901.8萬輛的峰值之后開始下行，盡管后來受對外出口和新能源汽車技術替代影響產量再度上升，在2023年達到3011.3萬輛，但這一數值也僅僅略高于2017年的峰值（見圖2）。

圖1　第二產業、工業、制造業在GDP中占比的變化趨勢

圖2　代表性工業品產量的變化趨勢

當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告一段落之后，新型工業化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①當前，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和新一輪能源技術革命交相輝映，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信息技術方面，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量子信息等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產業變革迎來了新契機。除了數字經濟核心產業本身的發展壯大之外，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為傳統產業賦能，也能夠起到帶動傳統產業升級的效果。④客觀上，現階段我國產業整體上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還有較大提升空間，農林牧漁、工業制造、建筑工程、生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有大量環節尚未啟動數字化、智能化變革，或數字化、智能化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推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發展的過程，既能夠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投資機會、帶動短期經濟增長，也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①促進長期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在能源技術方面，近年來隨著光伏發電、風力發電、電池制造、儲能、電力配送等領域的技術進步，人類社會正在迎來新一輪能源革命。我國在光伏風電等新能源裝備制造、儲能、輸配電、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積累起了顯著的技術優勢和產能優勢，成為全球新一輪能源革命的重要引領者?！笆逦濉睍r期是我國加快推動新能源技術落地應用，全面推進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方面，能夠優化能源結構，在減少碳排放、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降低我國能源對外進口依賴；另一方面，能夠在光伏組件、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智慧電網等領域不斷鞏固技術和產業優勢，起到換道趕超的效果。同時，“十五五”時期也是我國推動實現“碳達峰”目標的收官期，“十五五”時期減碳工作的進展情況既決定了2030年“碳達峰”目標能否順利收官，也影響著往后繼續推動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難易程度。

（二）城鎮化進程的階段轉換：“城鎮化加速期”逐漸步入尾聲，城鄉融合發展的需要更為迫切

根據經典的城市化理論，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一般遵循先緩慢上升、而后加速上升、最后逐漸趨于平穩的“S”型曲線演進規律。與此相應有三個發展階段，即“城鎮化起步期”“城鎮化加速期”“城鎮化成熟期”。其中城鎮化加速期”是城鎮化進程最為關鍵的階段，又可細分為“城鎮化加速期前半程”和“城鎮化加速期后半程”兩個子階段。②具體到中國而言，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15年前后，城鎮化進程處于加速期前半程十三五”時期以來進入城鎮化加速期后半程。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6.16%，提前實現了“十四五”規劃65%的預期目標?！笆逦濉睍r期，我國城鎮化進程將繼續向深入推進。據測算，“十五五”期間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每年仍有0.9—1個百分點的上升空間。隨著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常住在城市，“十五五”時期我國的“城鎮化加速期”將逐漸步入尾聲，開始向“城鎮化成熟期”過渡。在此期間，城鎮化將呈現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

其一，城鄉融合發展的迫切性增強，時機也更為成熟。一是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對城鄉融合發展提出更為迫切的要求。要推動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就必須加大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對農業的支持賦能力度，促進產業深度融合發展。③同時，文化旅游產業的繁榮壯大，也為城鄉融合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二是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新格局亟待建立。農村人口大量減少之后，農村地區原有的宅基地等要素資源的利用率明顯降低，建設用地指標在城鄉之間存在較大的結構性優化配置空間。三是一些鄉村地區“弱者沉淀”的現象逐漸凸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農村年輕人口大量流出，老年人口占比快速上升；一些農村地區自身經濟機能和社會機能下降，需要城市外部力量帶動扶持。

其二，人口和產業在地理上更趨集聚。一方面，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人口和產業向城市群和都市圈等地區流動聚集，推動這些地區成為發展高地。另一方面，部分三四線城市、縣城和鄉村地區，由于人口流出規模較大，經濟體量和社會體量可能由擴張轉向收縮?！笆湛s型城市”和“收縮型鄉村”如何發揮自身比較優勢、保持經濟社會活力，成為亟待破解的課題。從全國層面來看，勞動、土地、資本等各類要素資源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間進行優化再配置，能夠釋放結構性紅利；與此同時，也需要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間把握平衡，解決好不同地區在生產力布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安全穩定等方面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從整體上促進各類地區實現更平衡更充分更協調的發展。

其三，房地產發展進入新階段。我國房地產市場在經歷了多年的快速擴張之后，于2021年達到高點，此后進入深度調整期。2021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達到18.19萬億元的峰值，2022年和2023年相繼下降至13.33萬億元和11.66萬億元。房地產開發投資等其他主要指標也出現較大降幅。由于行業體量大、上下游鏈條長、關聯主體眾多，房地產市場下行對宏觀經濟造成了巨大拖累。經過一段時期調整之后，預計房地產市場將在“十五五”時期逐步恢復平穩運行，過渡向新的發展階段。在房地產新發展階段，盡管總量指標相比2021年高峰時期將出現大幅落差，但仍存在諸多結構性的機會與挑戰：一是部分人口流入較多的城市仍然存在較大新增住房建設需求，同時部分人口流出嚴重的城市房屋空置問題將更為嚴重。二是老舊小區改造、“城中村”改造等更新建設需求增多。三是隨著租金回報率趨于合理，住房租賃市場尤其是長租房市場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四是老百姓對優質家居環境和高品質物業服務的關注度上升，存量房地產項目優化提升和運營管理的需求將顯著增加。

其四，基建投資結構發生變化。“十五五”時期，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項目結構將發生明顯變化。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下管網、市政道路等低現金流回報甚至缺乏直接現金流回報的基建項目占比上升，而鐵路、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等相對而言高現金流回報的基建項目占比下降，導致基建投資的成本收益匹配難度加大，需要新的投融資體制機制加以適配。二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驅動下，大數據中心、智能路網、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增多。三是存量基礎設施維護和改造升級需求增多——除了老舊基礎設施的正常維護翻新之外，部分道路交通、電網、教育、醫療等民生設施也面臨數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升級需要。

（三）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人口數量紅利”減弱，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和少子化挑戰加劇

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具基礎性的一個變量。“十五五”時期，我國人口數量和結構將呈現若干新特征，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一系列深刻影響。

其一，總人口數量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我國寬口徑勞動年齡人口數量（15—64歲）于2013年達到101041萬人的峰值后，開始逐漸減少，到2023年下降至96228萬人?？側丝跀盗恳嘤?021年達到141260萬人的峰值，此后開始由升轉降，2023年下降至140967萬人?！笆逦濉逼陂g，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總人口數量還將繼續呈下降趨勢。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主要作用于供給端，一方面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產生負向影響，另一方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整體就業壓力；而總人口數量下降將進一步作用于需求端，對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造成挑戰。

其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根據聯合國的界定，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時稱為“老齡社會”，當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21%時稱為“超老齡社會”。2023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21676萬人，在總人口中比重達到15.4%，按照上述標準已經進入“老齡社會”。“十五五”時期，我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程度還將繼續加深。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不同區域的老齡化進程并非均質化的：從城鄉比較來看，農村地區的老齡化程度整體上高于城市地區；從城市內部來看，沈陽、長春等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年輕人口大量流出的城市，面臨更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運行的影響是系統性的：在財政和社會保障方面，人口老齡化將帶動醫療、養老支出大幅增加，對社保賬戶的可持續性帶來挑戰。在金融方面，由于中年群體一般而言是凈儲蓄者、老年群體一般而言是負儲蓄者，老齡化會拉低經濟整體的儲蓄率；同時由于老年群體的風險偏好相對較低，老齡化還可能拉低社會整體的風險偏好、抬高金融產品的風險溢價。在民生和公共服務方面，老齡化對小區物業、醫院、市政交通、公共廁所、公園等設施的適老化配套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

其三，生育意愿下降和少子化。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數量逐年減少，2023年出生人口數量為902萬人，僅相當于20世紀90年代的一半左右。出生人口數量減少的背后，既有生育年齡人口基數收縮的原因，也有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據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測（2024）”的數據，2023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0。這一數字不僅大幅低于2.1（更替水平），而且在主要國家中也明顯處于過低水平。造成年輕人生育意愿偏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升，人們傾向于更加重視生育小孩的質量，生育質量對生育數量形成“替代效應”，導致生育率下降成為普遍現象。二是當前我國生育、養育、教育綜合成本較高，相關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生養小孩會顯著加重家庭的支出負擔。三是就業壓力較大，青年失業率偏高，加之勞動力市場普遍存在對婚育年齡女性的歧視，導致青年人推遲婚育決策，害怕因生育小孩而影響職業發展。生育意愿過低和嚴重少子化不利于人口結構健康可持續發展。“十五五”時期，生育政策的重點應由前期以放松約束為主，加快轉向更為積極地以鼓勵生育為主，著力緩解生育率下降的勢頭。

其四，人口代際結構轉型。我國的人口代際結構正在發生劇烈轉型。由于不同代際人口在人力資本稟賦、消費—儲蓄偏好、勞動—休閑偏好、家庭和婚育觀念、創新創業理念等方面存在差異，人口代際結構轉型對諸多經濟變量將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中，代際之間人力資本稟賦差異的影響在“十五五”時期尤為凸顯。從總量上看，“十五五”時期退出勞動年齡區間的人口數量大于進入勞動年齡區間的人口數量，這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總量就業壓力可能有所緩解。從結構上看，與退出勞動年齡區間的人口群體相比，“十五五”時期進入勞動年齡區間的人口群體的受教育程度明顯更高、接受過大學教育的比例明顯更高，他們對就業崗位和薪資報酬的期待也更高。這意味著，大學畢業生群體的結構性就業壓力在“十五五”時期仍將延續。

其五，人口在地區間大規模流動。流動人口數量大、占比高，是現階段我國重要的人口學特征。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37582萬人，占總人口數量的26.04%。其中，跨省流動人口為12484萬人，省內流動人口為25098萬人。預計“十五五”期間，流動人口數量大、占比高的現象仍將突出。一方面，人口流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要素實現優化配置的必要過程，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人口大規模流動也對經濟社會治理提出了挑戰，如社會保險費繳存地和使用地不一致，基礎教育學位等公共服務在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供需失衡，建設用地和碳排放權等指標的行政配給式分配機制所造成的扭曲日益加大等。

其六，家庭結構小型化。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決定社會形態的基礎單元。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我國傳統上大家庭聚居的家庭形態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1990年，我國家庭戶平均規模為3.96人/戶。此后家庭戶人口逐漸減少。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時，家庭戶平均規模已下降至2.62人/戶。由于異地上學和就業、平均結婚年齡推遲、離婚率上升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一人戶家庭和二人戶家庭占比大幅上升，小家庭成為占據主流地位的家庭形態。除了對房地產戶型、家具家電產品設計等方面的直接影響之外，家庭結構小型化還會降低微觀個人和家庭的抗風險能力，降低社會整體面對自然災害、失業等沖擊時的韌性，從而在宏觀層面對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出更高的要求。(作者：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