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伴隨著新一輪地方投資熱度不斷升溫，全國大量城市興起了新城開發熱潮，一個個新城規劃如雨后春筍般冒出，這些規劃承載著當地城市發展的遠大藍圖。然而巨額的城市建設投入也正在把許多地方政府拖入地方債務的泥潭。

全國人大財經委今年上半年調研后提醒，一些地方脫離實際盲目追求城鎮化速度，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投資，超前規劃各種工業園區、開發區和新城區，缺乏產業支撐，造成很多“空城”。業內專家呼吁，新一輪城鎮化的推進一定要和當地產業人口需求相匹配，不能再搞“造城運動”。

大同地標建筑不到600天建成

山西大同古城以東10多公里的太陽宮最近剛剛舉辦了一場世界級的太陽能高峰論壇，體量龐大的地標建筑在會議開幕的三個多星期前剛剛竣工。

為了趕在盛會前完成太陽宮所在廣場的主體工程，大同當地建設官員和施工人員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工程大沖刺，市住建委主任甚至為此立下保證書。此前有人對能否如期完成盛會前的大型工程存在憂慮。

太陽宮總建筑面積21萬平方米，從打下第一根樁，破開第一鏟土，到鋪完最后一塊磚，釘完最后一顆螺絲后交付使用，僅僅用了不到600天的時間。山西日報將此形容為，“創下了從主體建筑到內外裝修的神奇速度，這不僅在大同建筑史、山西建筑史乃至中國建筑史上都屬首創。”

這個廣場南北長3000米，東西寬600米，比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長寬體量還大。而它所在的御東新區的開發還要追溯到五年前，2008年初，上一任大同市長耿彥波履新大同，掀起了一場大破大立的城市改造運動。

耿彥波曾主持山西王家大院的改造并取得顯著成效，他對山西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有著近乎癡迷的執著。他對媒體承認，他渴望實現當年梁思成未完成的理想，按照當年梁思成對于北京“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思路整體改造大同，以當地的御河為南北軸線，恢復御河以西的古城，建一座御河以東的新城。

大同曾請來世界知名的規劃設計單位為新城做規劃，最后中標的方案設計方是法國夏邦杰建筑設計公司。該公司相關負責人日前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指出，當時大同面臨著保護老城歷史文化建筑，拓展新城，承接產業轉型的需要。新城規劃面積達到70多平方公里，古城東面的文瀛湖曾經干涸，為了新城開發還從上游水庫引來活水。

造城進行時中途換領導曾引擔憂

但短時間密集的大拆大建曾給耿彥波引來不少關注和爭議，網上還有人稱其為“耿拆拆”。但他對自己的作為有著明確的自信，他曾用四季輪替對媒體解釋城市建設的因果關系：“我覺得城市建設是春天挨罵，夏天就好一點，秋天就有收獲。但是你能不能熬過春天和夏天呢？你不能光等著秋天收獲，有因有果啊。”

今年年初大同的一次重要人事任免引起社會高度關注。2月，耿彥波被任命太原市委副書記、太原市代理市長。同一天，大同市民多次在耿彥波主持修復的東城墻下舉行簽名集會，打出“要讓大同變香港只要留住耿市長”、“耿彥波市長大同需要你”等標語。

家在大同的崔小姐告訴記者，大同這幾年的變化還是給市民帶來很多好處的，現在大家提起自己的家鄉都感覺很自豪，修復的古城墻夜景特別漂亮。她認為年初市民自發挽留市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種是對這位個性市長有感情，另一種當時也有人擔心領導換了會導致工程爛尾。

耿彥波曾對采訪他的記者表示：“人生苦短。對我來說，這幾年沖過去也就過去了，沖不過去我就是歷史的罪人。貸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個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新任大同市委副書記李俊明今年2月16日在市政府常務會議上承諾做到“五個凡是”。其中就包括凡是已經開工的政府工程，要全力保障，加快推進，不允許出現半拉子工程；凡是房屋被征收的住戶，要妥善安置，確保回遷。

至少12個省會新城超過100平方公里

像大同這樣熱衷造城的城市還有很多，特別是財力更為雄厚的高級別城市更是規劃出大量新城。

南都記者梳理了2012年和2013年我國31個省會(首府)城市(含直轄市)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造城計劃的城市共有24個，占我國省會城市總數的77%。其中計劃對原有的新城區進行開發和建設的有4個，提出建造新城區的有20個。

24個提出造城計劃的城市所規劃的新城區總面積累加起來超過4600平方公里，超過6個新加坡。只有昆明、呼和浩特、拉薩、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和重慶，在近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未提及規劃建設新城。

在提出建造新城的省會城市中，預計建造新城的面積超過100平方公里的城市共有12個，以廣州的造城計劃規模最為龐大，預計建造的新城數量也最多，廣州提出建造的9個新城規劃面積相加近800平方公里。此外，沈陽、西安、貴陽的造城計劃規模也較大。其中沈陽市計劃建造8個新城區，總面積約210萬平方公里；貴陽市則計劃建造5個城區，其總面積超過510平方公里。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也專門做了一項統計，他們檢索了12個省各城市的政府工作報告、文件、規劃和新聞報道等，涉及地級以上城市共156個，其中提出新城新區建設的有145個，占92.9%。有133個地級城市提出要建設新城新區，占92.4%，共規劃建設了200個新城新區，平均每個地級市提出建設1.5個新城新區。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今年上半年開展的城鎮化專項調研發現，我國一些地方脫離實際盲目追求城鎮化速度，違背經濟規律和城鎮化發展規律，脫離當地實際，超越經濟發展階段，盲目追求城鎮化速度，仍然依靠傳統的投資拉動模式，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投資，超前規劃各種工業園區、開發區和新城區，缺乏產業支撐，造成很多“空城”，占地過多，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原珠江新城總規劃師袁奇峰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需要空間支撐，全國各地都出現很多新城，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現在的問題是，現在規劃的新城是政府主導下的通過土地財政來運營的新城。這種運營城市的模式是由政府統一征地拆遷，統一投入公共財政，把土地價值炒起來以后再由開發商接手，這種模式很多情況下沒有考慮到市場的實際需求。

“如果開發出來的新區沒有人來買房，新城只是領導拍腦袋想出來的，那么這種新城很難成功。”袁奇峰曾主持廣州中央商務區珠江新城的規劃，他告訴記者珠江新城帶來的啟發是，培育新城需要很多要素集聚，需要公共財政的長期投入，這個培育周期怎么也要20年。

地方債危機積累專家呼吁建立問責機制

今年以來，隨著經濟增速回落，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地方債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全國人大財經委此前指出，一些地方靠舉債盲目擴張，造城地方債務規模不斷擴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視。日前，審計署證實2013年全國政府性債務大審計全面開展。這標志著國家層面正在摸底地方債。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宏日前在“中國城市發展夏季論壇”上指出，如果按照嚴格的審計，比如美國底特律的那種算法，有些地方政府已經破產了，只不過后面有國家信譽在維持。

根據審計署此前的披露，2012年，我國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的達188.95%，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

參與大同新城規劃的規劃設計師告訴南都記者，新區都是伴隨城鎮化的過程，要將人口和產業結構結合當地具體情況。有些地方不具備發展新區的條件，沒有產業支撐就會造成空城，政府的前期投入也無法收回。

根據審計署的統計，2012年底，4個省本級、17個省會城市本級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7746.97億元，占這些地區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余額的54.64%。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呼吁，要建立以市政債為主體的地方政府融資體系。通過立法，明確宣示中央政府對市政債的償還不承擔責任。在實際運行中，應該允許若干基本沒有系統性風險的中小規模的市政債違約事件發生，以建立中央承諾不擔保的可信度。

馬駿還強調，對部分有系統性風險的大城市違約案例，應該采用在中央或省級政府支持下的債務重組方式，涉及事件的市政府官員必須承擔最大責任，地方首長免職、地方政府開支大量削減必須成為上級政府幫助重組債務的條件。

健康的城鎮化要有需求。現在之所以出現一些造城運動，就是脫離了這個需求。空間生產過頭了，脫離社會實際需求過多了，就會出現“鬼城”。

現在地方政府一把手的權力太大，不受限制，一把手決定了地方的發展。只有一把手聽你的，這個城市才能聽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