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城鎮化建設。另一方面，鄉村振興也需要有生力軍。要讓精英人才到鄉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讓農民企業家在農村壯大發展。”
新時代推進鄉村企業發展，很容易讓人想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那么，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下推進鄉村企業發展，與當初鄉鎮企業的發展有何異同，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又該如何汲取鄉鎮企業發展的教訓、避免其后來衰落的命運？
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企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農民因陋就簡地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在當時的稀缺經濟下，鄉鎮企業充分利用農村的資源以及城市退休工人的技術力量，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做到了在國民經濟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部署，首次將農業農村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標志著我國鄉村發展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也預示著一個以鄉村振興為基礎的新時代即將到來。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為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間，為企業家提供了新的舞臺，如果利用好，會如同上世紀改革開放給鄉鎮企業提供的大發展機會一樣，讓農村再次成為企業家一展身手、企業快速發展的一片沃土。2017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即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提出“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拓展農業產業鏈價值鏈”。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唐仁健在解讀這一文件時指出，“要像當年抓鄉鎮企業一樣抓新產業新業態，使之成為農業農村發展新的增長點，成為農民持續較快增收新的動力源，再在農村來一次新的‘異軍突起’,讓農村成為引人入勝的天地、農業成為令人向往的產業、農民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農村振興，鼓勵社會各界人士投身鄉村建設”。實際上，當前城鄉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于“三農”領域缺資金、缺人才、缺機制，企業下鄉剛好可以彌補歷史欠賬。
第一，“產業興旺”要求為質量興農與綠色興農提供了機遇。
過去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緣于產品產量的不足，城市由于計劃經濟的層層管制，導致供給遠遠趕不上需求，鄉鎮企業通過提供產量、滿足短缺經濟需求而發展壯大起來。而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在數量需求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提升質量的新需求。質量興農要求發展不同于過去傳統農業的新式農業，為農民創業提供了新的機遇。比如，廣東的“一號土豬”選育不是純粹追求產量的土豬，又建立專營店，打通從田頭到餐桌的產業鏈，保障了健康衛生，生意非常紅火；山東的中百大廚房也打破了目前我國蔬菜供應鏈條太長、環節太多的弊端，開創一頭連著消費者、一頭連著生產者的模式，通過無縫對接，取得了不錯的業績。
我國過去的農業產業主要集中在生產，第二三產業相當弱小，而未來社會需要一二三產業融合，這為那些融合一二三產業的人帶來巨大的機會。這些機會包括但不僅限于以下方面：大力開發農業多種功能，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完善利益鏈；實施農產品加工業提升行動，主產區農產品就地加工轉化增值；農產品產后分級、包裝、營銷，建設現代化農產品冷鏈倉儲物流體系；發展休閑觀光園區、森林人家、康養基地、鄉村民宿、特色小鎮等項目。總之，質量興農是一個系統，有諸多的模式，誰能把這些模式建立起來、讓消費者信任，誰就可以抓住機會、取得事業的成功。鄉村的共享經濟、創意農業、特色文化產業有著無限的機會，需要有心的企業家去開拓。
第二，“生態宜居”要求為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及污染治理提供了機遇。
比如水處理帶來的機遇。以廁所革命為例，過去農民家以旱廁為多，而小康階段需要水廁所，背后依靠的則是污水處理系統，僅此一項就會帶來巨大的需求。筆者曾去過河西走廊的一個鄉村，3000人的村莊，上一套污水處理系統價格為60多萬。我國有60多萬個行政村，其中沒有污水處理系統的還很多，僅此一項，就為從事農村污水處理的企業帶來無限商機。垃圾處理也面臨很大的機會。過去農民的垃圾沒有分類處理，未來要把這些垃圾集中起來，需要企業去組織。尤其是宜居小鎮帶來的機遇非常大。環境優美對城市老年人來講是一個非常稀缺的資源，如果退休后到風景優美的小鎮來養老，遠比留在空間擁擠、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生活質量高。把農村變得生態宜居，不但對農村居民有價值，也可以吸引一大批城里老人來此養老，使城鄉人力資源能夠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狀態。無論歐洲還是日本，鄉村小鎮都吸引了不少城市老年人來此養老。我國這個產業非常巨大，有不少地區已經瞄準這個產業，比如廣東清遠、江西婺源等地。
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其他的各種機遇，比如“鄉風文明”要求為那些愿意下鄉的文藝團體提供了文藝下鄉以及發展鄉土文藝作品的機遇；“治理有效”要求為平安鄉村建設、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帶來了機遇；圍繞“生活富裕”要求，推進鄉村教育、醫療、社保發展的空間很大；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讓鄉村人民過上城里的好日子，離不開農村基礎設施的大力建設。
鄉村企業發展面臨著人才、土地等政策紅利和現實需求
第一，人才下鄉政策釋放的紅利。
近幾年來，不少人回鄉創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不但自己致富，而且還讓當地獲得飛速發展。比如貴州省六盤水市盤州市普古鄉舍烹村的陶正學，2012年返回家鄉創業，通過打造本村及周邊村莊的旅游資源，改變了家鄉面貌，帶領周邊百姓一起致富，吸引了大量城里人到這里度假、養老。還比如湖北省荊門市鐘祥市石牌鎮彭墩村的張德華，十多年前返回家鄉創業，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硬是把家鄉變成一個花園式的景區，從過去的“空心村”變成游人如織、風景如畫的“明星村”，帶領家鄉群眾共同致富。
目前，很多地方為了吸引人才和投資，都制定了非常優惠的政策、提供了優厚的創業條件，為人才下鄉創業提供了很好的機遇。當然，為了農村新業態的“異軍突起”，還應該在人才培養上下功夫。現有的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旅游建設不能盲目地套用城市的一套發展理念，迫切需要高等學校、職業院校開設鄉村規劃建設、鄉村住宅設計等相關專業和課程，培養一批專業人才，扶持一批鄉村工匠。
第二，土地和惠農金融服務政策釋放的紅利。
比如宅基地的“三權分置”改革，全國有近3億畝宅基地，三分之一閑置，如果用好這部分資源，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再比如中央的惠農金融服務政策，農民的宅基地與房屋過去不能抵押貸款，現在改革試點的地方都可以了，這為未來農村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農村集體組織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空閑農房及宅基地，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加大盤活農村存量建設用地力度”，“允許通過村莊整治、宅基地整理等節約的建設用地采取入股、聯營等方式，重點支持鄉村休閑旅游養老等產業和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這些土地政策的突破，為農村休閑農業及養老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農村的綠水青山、田園風光、鄉土文化、土特產品對消費者的吸引力非常大。
每年的節假日，大量城市居民到農村去旅游，烏鎮、周莊等地人山人海，但我國大部分的村莊還處在深閨人未識。由于缺乏外部資金的投入，不少農村雖然景色不錯，但臟亂差的問題也很嚴重，缺乏建設和維護。前些年筆者去意大利考察，發現羅馬的養老方式很有借鑒意義。不少在羅馬市區工作的老人退休后“養老下鄉”，到郊區買房養老。意大利的農村跟我國的農村相似，雖然建得很漂亮，但年輕人基本上都走光了，郊區農村變成了“空心村”。年輕人和老年人的最大區別在于，年輕人喜歡往人多的地方去，而老人更喜歡清靜的地方。羅馬農村的年輕人大部分都跑到市區人多的地方工作去了，那里的工作機會也比較多，收入會更好些，這樣郊區農村的房子就空了下來。在市區工作的老人退休后會更喜歡到清靜、人少而環境質量好的地方，郊區農村剛好滿足這些條件，所以羅馬的老人自然就選擇了“養老下鄉”，即退休老人選擇從市區移到郊區去買房子養老。這自然為鄉村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機遇。
地方政府要改善農村創業環境，吸取鄉鎮企業發展的教訓
首先，地方政府要改善農村創業環境，吸引人才回鄉、下鄉創業，吸引城市資本下鄉。
近年來，歐美國家一直把完善農村創業政策、改善農村創業環境作為發展農村的一條重要準則。在美國，超過80%的新工作崗位是由小企業而不是大企業創造的，新的、年輕的企業已經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澳大利亞45%的新工作機會是由新企業創造的；荷蘭新創企業及高增長企業產生了超過80%的新工作崗位。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良好機遇下，地方政府要吸引人才和資金，就要大力改善創業環境，讓企業家植根于鄉村，成長于鄉村。
在目前我國農村的創業環境中，還存在卡、壓等各種問題。世界銀行一份調查顯示，我國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注冊和辦理執照的手續過于復雜、費用高昂，而且不夠明確，地方政府及其下屬機構對企業的檢查過于頻繁，與生產無關的、干擾式的檢查給企業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使企業管理者不能專心于企業發展。在西南地區注冊一個新企業所需要的時間可達沿海地區的兩倍。筆者所帶領的研究小組近年來在全國所進行的廣泛調查也發現，我國不少地區包括蘇南，農村創業環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并沒有明顯變好，城鄉創業環境的差異在逐步拉大。農民在創業時要面臨諸多障礙，包括用地、環保、稅收等層層審批，使農民新辦企業異常困難；各地片面招商引資，對外來資金許諾種種優惠，而對本地農民創業則設置諸多障礙，形成“一個鄉鎮，兩種制度”，農民遭受“非國民待遇”；農民融資貸款困難等等。
如何清除農民在創業時面臨的各種困難與障礙，把農民的創造力解放出來，是未來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一環。未來我國應該制定國家層面的激勵農村創業的政策框架體系，并通過解除各種管制來改善農村創業環境，比如設立農民創業基金、提供各種融資貸款服務、創業教育與培訓，減輕農民創業的行政管制和稅收負擔等，通過重振我國農村的創業活力來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帶動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