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提示

 

         ●歷史實踐證明，國家間戰略博弈的結局，往往與其軍民融合發展的深度與質量有著重要、甚至是直接的關聯。

 

         ●在產業革命與軍事革命同步發生時，快速實現先進生產方式與作戰方式融合、互動的國家，才能夠保持戰略主動地位。

 

         ●積極推動戰略學家、科學家在前端和高端問題上的融合，開辟“兩家兩端”戰略協作的通路，是當前構建新型科技創新體系、引領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重要抓手。

 

引 子

 

         當今世界，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國家戰略競爭力、社會生產力、軍隊戰斗力的耦合關聯愈發緊密，國防經濟和社會經濟、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的融合度越來越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將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強調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逐步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作為國家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是國家根本大計。怎樣將美好的擘畫藍圖轉化成路線圖、施工圖？怎樣加快建立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創新體系，帶著問題與思考，近日記者走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對話嘉賓

 

         張兆垠，管理學博士，戰略問題專家，近日出版的專著《大道榮光：軍民融合論》引發學界熱議。

 

         呂德宏，軍事學博士，長期從事國際問題研究，著有《從思想到行動：解讀美軍戰略規劃》。

 

軍民融合發展攸關大國興衰和戰略主動權

 

         記者：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課題，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擔當。“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如何在軍民融合發展這項攸關中華民族強國強軍的偉大事業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努力開創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平衡發展、兼容發展新局面”，是我們這代人必須認真回答的思考題。

 

         張兆垠：恩格斯曾經指出：“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就造成一個新的力量”。軍民融合發展是世界大勢，也是強國強軍的必由之路。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需要在審現狀、辨方位、察理據、究得失、探趨勢、明路向中穩步前行。當前，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的時代背景：一是未來20年，我國將加速實現由大向強發展；二是世界格局正發生結構性的重大轉變，綜合國力競爭在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全面展開；三是科技革命及由此引發的軍事革命和產業革命正日益重塑生產力與戰斗力要素。這三大趨勢，將帶來世界戰略格局的根本性改變。縱觀人類發展史，大國戰略博弈的結局，往往與其軍民融合發展的深度與質量有直接的關聯。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夢強軍夢能否實現，很重要的因素取決于我們對軍民融合戰略理解的深度、貫徹的力度和落實的程度。

 

         呂德宏：在與時偕行中乘勢而上，在登高望遠中規避風險，對今天的中國尤為重要。審視當今世界軍民融合發展的態勢，我們會發現：一是面對國際經濟復蘇乏力，國外越來越認識到軍民融合對解決內外矛盾的雙重戰略意義；二是各大國正不同程度上嘗試從側重經濟或側重軍事的基礎性、行業性、部門性融合，轉向國家戰略層級的總體性融合；三是普遍面臨軍民融合的需求與實現融合的能力之間的矛盾。從世界范圍內衡量，我國軍民融合的狀態和成果總體上居于世界前列，與主要國家相比互有優劣。可以這么說，世界上軍民融合程度最高的是美國，潛力最大的是中國。

 

         記者：對未來看得有多遠，往往取決于對過去看得有多深。認知軍民融合發展的戰略價值，有個維度十分重要，那就是歷史！而從這個視窗觀察軍民融合，卻是人們常常忽略的。

 

         張兆垠：是這樣！千百年來，大國榮辱的軌跡為我們揭示了“一環一體”國運興衰的奧秘。“一環”，即“安全與繁榮”的循環。美國戰略學家弗里德曼在研究大國興衰的歷史后，提出這樣的結論：“誰控制了空間，誰就控制了海洋；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全球商業模式；誰控制了全球商業模式，誰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誰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誰就能夠控制空間”。美國學者巴內特把“安全與繁榮”的循環，稱為“軍事——市場軸心”：“（1）必須獲取資源，（2）沒有穩定就沒有市場，（3）沒有增長就沒有穩定，（4）沒有資源就沒有市場，（5）沒有基礎設施就沒有資源，（6）沒錢就沒基礎設施，（7）沒有規則就沒錢，（8）沒有安全就沒有規則，（9）沒有軍事霸權就沒有安全，（10）沒有美國的意志就沒有軍事霸權”。我們當然堅決反對這種唯我獨尊的霸權主義，但通過“軍事——市場軸心”為我們更好認識軍民融合提供了一個視角。

 

         所謂“一體”，即生產方式與作戰方式復合體。人類以什么方式生產，就以什么方式打仗；用什么技術制造工具，就用什么技術制造武器。但把生產方式轉變為作戰方式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過程，需要融合轉化，而轉化的“金鑰匙”就是軍民融合。

 

         呂德宏：人類歷史上曾先后出現四種生產方式與作戰方式復合體，即“土地/軍事”復合體，“商業/軍事”復合體，“工業/軍事”復合體，“高技術/軍事”復合體。土地/軍事復合體即耕戰一體，典型代表是近代以前的中國；商業/軍事復合體的典型代表是推行“炮艦經濟”的荷蘭、西班牙等早期殖民國家；工業/軍事復合體是工業時代的“炮艦經濟”，典型代表有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高技術/軍事復合體的典型代表是美國，也包括俄羅斯等國。蘭德公司在《測量后工業時代的國家實力》報告里曾指出，“歷史上所有強國都在經濟優勢與軍事優勢之間建立了良性循環。美國保持超級大國地位的關鍵是確保政府的轉化能力，即將社會資源轉化為雙向互動的經濟競爭力和軍事戰斗力”。

 

政府主導是開創融合新局、贏得前沿科技競爭的根本保證

 

         記者：作為國家戰略，軍民融合是國家意志的最高體現，是國家行為的集中表達，客觀上要求必須形成由政府主導的各種力量的集中統一。縱觀歷史，我們發現軍民融合發展的結果怎樣，歸根到底取決于哪個國家政府的主導作用發揮得好，某種程度上“拼政府”是關鍵一招。

 

         張兆垠：大國戰略競爭的一個核心是前沿科技的競爭，而競爭的要害在于“拼政府”，在于政府組織、動員、培育社會創新能力的成效。“政府主導”是體現國家戰略意志，推進創新發展的根本保證。事實上，西方強國在重大科技進步中，政府都發揮了主導作用。如二戰后，日本一直奉行國家主義技術戰略。以通產省、大藏省為核心、以大型骨干企業集團為支柱的政府部門、科研機構與企業組成戰略聯盟，精心選擇科技領域并制定競爭戰略，從技術引進、改進到自主創新，最終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成為技術超級大國，達到世界經濟總量第二位，并對美國構成嚴峻的技術和經濟挑戰。美國戰略界曾驚呼，美國已處在一場戰爭當中。這場戰爭，不是與蘇聯在軍事上的戰爭，而是與日本在技術和經濟領域爭奪霸權的戰爭。日本政府強力主導推動前沿科技創新，是激發日本快速躍升的根本原因。而在這場美日技術爭霸大戰中，美國最終也是以政府主導科技競爭的決定性作用，才實現了對日本態勢的逆轉。

 

         呂德宏：在前沿科技競爭中，“拼政府”的本質就是“拼集中統一”。戰略上的集中統一是所有大國的理想，只是真正做到太難。“拼政府”在實踐上往往體現為拼“戰略協調”，這是求集中統一不得，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統籌軍民融合的中樞機構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強力部門。美國戰略學家弗里德伯格稱，“中國威脅的真正來源，在于集中統一的效率與市場機制的活力相結合。理論上，這是達成戰略綜合的最優方式。”他所謂的“戰略綜合”，就是統籌軍事與經濟、國內因素與對外因素的軍民融合。

 

         張兆垠：“兩彈一星”事業的成功是我們躋身世界大國、強國的“入場券”，也是軍民融合的范例，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從“兩彈”起步到衛星上天，正是這幾十年，我們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機遇，與歐美強國站到了同一條跑道上，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建設貢獻巨大。以史為鏡，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為什么我們黨高度重視軍民融合、為什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展望未來，我國從大到強和實現民族復興需要突破大國戰略競爭、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和發展模式再造這三道攔阻索，軍民融合是突破和跨越每道攔阻索的利器。

 

注重構建“兩家兩端”高效融合的新機制

 

         記者：貫徹科技興軍戰略，關鍵要提高科技創新對軍隊建設和戰斗力發展的貢獻率，難點在打破壁壘、疏通管路，構建具有我國我軍特色的新型科技創新體系。抓手在哪呢？

 

         張兆垠：加快構建新型科技創新體系，應注重推進戰略學家、科學家“兩家”在未來戰爭和前沿科技前端、高端問題上的融合，即“兩家兩端”的融合。前端問題，既包括看得見的或已成為共識的前沿戰爭和科技發展問題，如人工智能與自主作戰問題，如激光技術的戰略戰術運用問題；也包括還有待探索和成型的問題，如新能源技術有可能在哪些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等等。高端問題，主要指未來作戰體系、新型戰斗力生成體系和未來科技創新體系設計問題。“兩家”融合才能帶來前進的方向和戰略上的主動，推動科學原理與軍事原理、科研規律與作戰規律的深度融合，促進跨越發展、變道超車。

 

         呂德宏：二戰后，美國在科技和軍事上一直走在前列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國杰出科學家和戰略學家結合起來了，科學家參與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的制定，在戰略設計和規劃計劃環節就實現了軍民融合：一是軍隊高級將領對科技高度重視。如美國空軍創建者阿諾德上將深刻認識到，沒有科技就沒有美國空軍，為此他聘請一大批美國科學界的精英為空軍科學顧問，建立空軍科學委員會，設立由科學家主導的戰略空軍司令部。二是科學界對軍事戰略問題高度關注。曾任美國國家研究開發局局長的萬努瓦爾·布什曾指出：“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永久的科技革命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美國的軍事戰略需求已經超出了職業軍人的理解范圍，今后的軍事戰略需求必須由科學界和軍方共同確定”。三是科學家直接擔任軍隊高級領導職務。20世紀80年代物理學家布朗出任美國國防部長，副部長是數學家佩里，在這兩位科學家的領導下，美軍最終建成了精確打擊體系。兩位科學家都擔任過美國國防部國防研究開發局局長，著名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就歸這個局領導。四是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有效運轉。該局設立于1958年，受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刺激，目的是“創造和防止科學技術的戰略突然性”。該局項目的失敗率在85%左右，然而一旦成功，都是具有軍民兩用意義的大成果。如因特網、全球定位系統、隱身飛機、指揮控制系統、精確制導武器、無人作戰飛機等當代美軍變革關鍵技術，最初都是該局的項目。

 

         結語：縱覽世界主要國家軍民融合發展的歷史，我們更深刻地感到，我國的“兩彈一星”事業是多么偉大的實踐，是多么成功的“兩家兩端”融合。當前推進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我們更需拿出再造“兩彈一星”的勇氣和智慧，開辟“兩家兩端”融合的新渠道新機制，把具備世界眼光、準確把握科技發展趨勢的頂尖科學家群體和戰略學家群體結合起來，把發展需要和現實能力、長遠目標和近期工作統籌起來考慮，建立起新型科技創新體系，讓中國這艘東方巨輪向著偉大復興目標快速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