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出臺在即，光伏將從補充能源轉向替代能源，并將進入平價時代，此期間國家層面如何做好配套的頂層設計，電價機制又該怎樣變化？正泰新能源總裁陸川給出自己的觀點。

 

新的裝機目標須有新的配套機制

有專家推測十四五規劃里，清潔能源比例的要求將達到能源消耗的70%。作為清潔能源的主力軍，這樣的大方向也對光伏提出更高的裝機目標。未來五年，技術和配套措施是否做好準備？

 

陸川認為技術層面不存在問題。他舉例，德國可再生能源裝機比例非常高，但德國電網并沒有出現重大癱瘓的情況。“可再生能源接入和運行會有問題，更多還是激勵機制方面的問題。”陸川表示，“在追求光伏裝機量的同時，國家層面需要從頂層對整個能源結構，以及可再生能源接入到電網時的配套環節，做出比較好的頂層設計。否則雖然我們可能提一個非常高的裝機目標，但是在執行和落地時就有很大的困難。”

 

這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環就是電價機制。

 

2020年是企業參與競價的最后一年，2021年將全面轉向平價時代。在脫硫煤電價本身浮動的情況下，光伏定價機制以及相應的制度保障需要重新討論。陸川認為，光伏或者其他可再生能源需要一個長期穩定電價，這需要一個新的電價機制，而不是套用原來以火電為主的脫硫煤標桿定價體制下的既有模式去做新能源的頂層規劃。

 

“這是政策層面應該考慮的問題，否則新能源業務在裝機端會碰到電網本身的實質性的制約。”陸川說。

 

目前，全世界電力自由交易的國家電價是通過PPA的形式簽署，協議年限15到20年之間。陸川表示，中國未來可再生能源接入電網時可采取PPA的機制簽署20年。

 

更新定價機制，也是推動投資商發展儲能的切實要求。陸川認為國家電網叫停電網側儲能，給了投資者機會，但如果沒有新的定價機制，也很難進行下去。

 

新的定價機制應該什么樣？在陸川看來，電價的制定應脫離脫硫煤的概念，所謂平價其實是個偽命題。可再生能源電價應取決于輸出的電能質量，這就要求明確可再生能源接入電網時的電能標準，企業可以根據標準，核算技術成本，繼而推導出電價。這樣的定價機制有利于投資商在降成本方面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促進新能源業務健康良性發展。此種機制下，平衡可再生能源電能質量不再僅是電網責任，而是靠全社會承擔成本，但陸川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理當如此。

 

平價時代國家層面如何發揮引導作用？

不再是幼稚產業但尚未完全成熟，未來五年光伏產業發展仍然離不開國家層面的積極引導。陸川認為，國家層面促進光伏發展有主要有兩種模式。

 

一種為大基地模式，例如青海特高壓直流孵化基地。平價以后電價可能浮動也可能固定，如果消納有問題，在交易的背景下會損失一部分電價。除非在招標時確定比例，否則會增加投資的不確定性。陸川認為大基地消納相對有保障，且對于消納應該要有一些承諾。“比如說埃及，它也是把幾個GW基地建在一起，輸配電線路統一，這個時候它的消納相對有保障。”陸川舉例。

 

第二種是招標并網點資源。國家電網把并網點資源拿出來招標，“你愿意付多少錢，我反過頭來要保障你的消納。”比如澳洲采取以市場化去找并網點，不競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并網點競價，電價市場化去找購電主體去做長期電力購電協議。

 

在這種模式下，有消納有價格，投資商能算出未來20年穩健的收益。但無論哪種模式，都要保障新能源消納，給投資者以穩定可計算的預期。陸川認為，對于這種低風險、低回報的長期收益型的資產，不確定性會打擊一般市場化主體的投資積極性。

 

“一旦存在不確定性，就不會有人玩了。”陸川說。

 

在電力市場化方面，陸川認為中國還缺少“允許電力供應方和電力買方直接做定價機制，他希望在十四五期間可以做部分嘗試，在陸川看來，市場化過程中一步到位地將國網刨除在外并不合適。

 

陸川建議在新建的工業區內先嘗試做隔墻售電，買賣雙方可以在標桿電價和市場化電價之間找到平衡點。在這種情況下，園區里還可以鏈接儲能，滿足電力平衡，降低園區用電成本。“我覺得這些試點性項目對未來光伏在分布式端會有很大的好處。”陸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