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央多次表態城鎮化是我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在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各地熱衷于新城新區的規劃報批。2013年，根據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組對中國12個省、區的156個地級市和161個縣級市的調查發現，90%以上的地級市正在規劃建設新城新區。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中也多次提及舊城改造、棚戶區改造等，并明確提出“加快城區老工業區搬遷改造，大力推進棚戶區改造，穩步實施城中村改造，全面改善人居環境。”以及“注重在舊城改造中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民族文化風格和傳統風貌。”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與發展，新城建設、舊城改造成為中國各個城市不得不面臨的課題。
但可以看到的事實是，大量新城成為“空城”“睡城”，以及房地產開發商用以圈地，進行資源掠奪的代名詞。而在棚戶區改造中大量強拆事件的爆發，“千城一面”的城市之悲讓舊城改造同遭詬病。
在提到這些問題的根源時，英國皇家建筑師宋忠良認為如今中國的城市規劃大多是由政府官員說了算，老百姓的需求反而被屢屢屏蔽。歸根結底，還是機制的問題。
他表示，通常只有當地人才知道什么規劃是當地需要的。城市規劃最核心的東西是人性，而不是鋼筋水泥的房子。
在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背景下，面對城市轉型的需求，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城市規劃中更好地杜絕上述問題的出現，城市規劃又該如何回歸到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中？
正如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所說：“思考中的城市比亢奮中的城市更有力量”。
新城開發不是洪水猛獸
鳳凰城市：2013年，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組對12個省區的調查顯示，12個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您如何看待這股新城開發熱潮？
宋忠良：如今的政府官員熱衷于新城鎮的開發，不可諱言，這與GDP有關。但實際上，很多政府官員都是背了黑鍋。官員們都想升遷，然而中國現行體制下，一位官員想升遷，僅僅把城市的下水道建好了沒用，建了新城后才有機會。不過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在中組部選拔干部的標準中，也不僅僅將GDP作為選拔依據。
我們不必將新城鎮開發當做洪水猛獸。全世界都在開發新城，沒有開發的地方只是一潭死水，經濟上不會活躍。就像物理學上提到的物質不滅定律，地球上的資源就這么多，不會消失，也不會生長，經濟越來越好，是因為交換和流通。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能引進一些機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問題的關鍵不是新城鎮該不該開發，而是啟動新城鎮發展的程序是怎么樣的。新城鎮開發不是一兩個官員拍腦袋決定的，也不是中央在北京規劃云南山區的發展，他們不具備這個能力。中央應該把握大方向，而細目應該由地方，即從省到市再到區來做規劃。
通常只有當地人才知道什么規劃是當地需要的，這也是我想強調的一點，城市規劃最核心的東西是人性，而不是鋼筋水泥的房子。
新城不是不能建，關鍵是誰來決定這個地方應不應該建造新城？照現行的機制，通常是老百姓罵，政府背黑鍋，沒人受惠。建設的新城項目必須得到老百姓的認可，相關美學上的規劃由專家學者去做，而政府應該僅在最后的法令上進行把關，即確認是否違法，執行相關公權力。最后出來的效果即使不如意，那誰也不能怪誰。
此外，國家行政單位可以做一些大面積的把關，尤其是容積率，不要歸到很細節，容積率足以把關一切。
鳳凰城市：但新城開發中還存在一個問題，中國城鎮化的推進導致一些新城規劃大批量出臺，與此同時，相關的市場需求也隨之來臨。在發展中，大量新城求快，因此在缺乏產業支撐的情況下，采取房地產開發的手段，頻繁“造城”，以此加快“城鎮化”進程。而這樣的“被城鎮化”通常會導致市場供應無法順利運作，或是新城沒有產業入駐，缺少人氣，成為空城。
宋忠良：我在臺北市主持過一個建筑案，叫大葉高島屋，是百貨公司的開發案。臺北市的百貨業競爭非常激烈，加上這個地方在臺北市的郊區，不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商業地段。我幫業主出的規劃是，招商免費，所有入駐的廠商租店面都不需要錢。
可是還是有條件的，就是要交25%的營業額當租金。因為店鋪免費的政策，大量廠家都被吸引過來，然而又因為要交25%的營業額當租金，更多經營狀況不那么好的企業就自動止步了。如此一來，百貨公司招商部就有了更大的選擇權，可以挑選最適合的，最能賺錢的企業入駐，達到雙贏結果。
同樣的，我想將這個機制放大。現行的土地政策是使用者有40年，50年或70年的使用權，我認為我們應該將土地出讓的年限設定多樣化。
例如設定一個8年、10年或15年的期限，土地免費，大量的開發商會被吸引過來。可是開發商同樣需要考慮到，前期蓋房子就要兩三年，真正的運營期只有5年，那是否能保證在5年內進行盈利營利？
土地免費，可是并不是過戶到開發商名下，不涉及國有資產的流失，8年到期后，如果績效不好，政府有權將土地收回。如果績效好，達到一定數值的話，政府就無權收回，可以再續約。
這很自然地就能解決沒有產業的問題了，因為土地免費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優秀的開發商、產業都會被吸引過來。可是土地明令只讓你使用8年、10年，那么開發商或企業就會自己衡量，自己的產業是否有競爭力？
如此一來，很可能鋼筋水泥還沒有搭，就已經有產業進駐了。我們不需要將一堆房子蓋好后再去招商，而應該是量身訂做。政府只提供土地和相關的規定，由丟錢的人來決定我怎樣使用這片土地，怎樣開發才能達到發展盈利的效果。這樣一來，怎么會有空城？
規劃首先要考慮保留什么
鳳凰城市：除了新城建設，中國還有舊城改造的問題。作為一名建筑規劃師，你也主持過許多舊城改造方案，如臺北淡水老街舊城規劃案，天津市金融城舊城改造規劃案等，能否請您介紹一下兩者的成功之處？
宋忠良：當初我做臺北淡水老街的規劃時就是不規劃，正如我之前提過的，幸福就是把其中不幸福的因素拿掉。淡水當局提出各種拆建、改造規劃，我們堅決不同意。后來達成的協議中，是協調一些單位搬出，而不是拆房子。
譬如殖民時代時，荷蘭海軍在老街上有一個總督府，占了一片很長的沙灘地，將整道海岸風景線攔腰截斷了。我們只是將這些單位清除了，把整道風景線連貫了，其余老建筑全部保留。然后再將地面整平，做些基礎綠化工作。
淡水老街不是規劃的功能，我們的規劃只是把影響它幸福的因素去掉而已，幾乎沒有大興土木的部分，之后將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那么漂亮的一個地方，市場自然會帶來更多游客，進行相關的旅游發展。
天津金融城的規劃也是在保留東西，而不是規劃。天津金融舊城中有大量的歷史建筑，各種租界。我們花了14個月的時間來研究保留什么建筑，拆掉什么建筑。因為把舊房子拆掉蓋出來的新房子是增加GDP，但是以后還要面對招商引資的問題，可能最后獲利要等到很多年后。而把古建筑保留下來，它的租金比新樓要值錢很多，單價上去了，不久就能彌補總價上的不足了。
這個金融城就在天津高鐵正對面，一下高鐵就能看到。保留舊建筑是讓天津有了自己的城市名片。如果你建各種國貿、高樓大廈，跟北京一樣，能跟北京競爭嗎？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自己的城市DNA，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因地制宜地進行規劃。了解當地人的需求，才能享受規劃。
鳳凰城市：中國的舊城改造中更習慣大拆大建，這也導致了“千城一面”的現象，感覺每個城市都一樣。中國的城市規劃中不僅沒有因地制宜，也沒有立足長遠的思想。至于貼合當地人需求更加做不到，通常是政府官員一拍腦袋決定了。你覺得這也是機制上出的問題嗎？
宋忠良：實際上，如果真的是一個人拍腦袋決定，而這個人也能一路負責到底，那也行。但中國通常是一群人討論完后再層層上報，越往上送，越沒人負責。
如果有一個好的機制，比如由學者專家對相關的規劃項目進行調查，因為學者專家也是老百姓的身份，可以盡量貼近老百姓的需求，做好了規劃之后給政府官員把關。
政府官員充當的就是足球裁判的角色，裁判是不能下場踢球的，就像政府部門規劃局、建設局甚至是發改委的官員，他們都不是規劃師，那就不要做城市規劃師應該做的事。
中國現在有很多的建筑、規劃設計院，都附屬在規劃局、建設局下，都是吃皇糧的，我不認為有什么規劃可言。這就是機制的問題。
鳳凰城市：可是中國30年前是這種做法，30年后依舊沒有太大的改變，你認為中國有可能改變這種機制嗎？
宋忠良：可以。我認為中國有一個很好且獨特的東西，就是“試點”，而且中國還有很好的行政執行力。我們利用這個優勢，就能解決之前說的機制的問題。而這些都在臺灣、美國等地區和國家沒辦法實現的。
例如30多年前將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地，我們如今也可以先找一個地方作為試驗點。這個試點出成績了，也就杜絕了悠悠之口。中國歷史上最好的試點就是深圳，一個小漁村平地而起，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價值。因此這個問題也可以采用深圳的試點模式來解決。
這個試點不需要像深圳一樣大，一個片區，甚至是一塊一萬畝的土地就行，然后還是用我們之前提及的機制，即當地居民參與，明確居民需要什么，由專家學者做規劃，再上報給政府單位。這種試點兩三年就可以看出成果，如果不成功，對中國的百年大計也沒有什么影響，如果成功了，那就是改變中國城市規劃弊病的最好經驗。
鳳凰城市：伴隨著城市病的出現，專家學者們認為GDP與城市幸福是背道而馳的。您覺得GDP與幸福城市不可共存嗎？
宋忠良：GDP和城市幸福是可以并存的。美國紐約的公共基礎設施都是照著當地人民的需求進行規劃的，同時它做這些并不是因犧牲自己的GDP為前提的。并不是我們的城市不提倡GDP ，才能夠達到舒適、環保的地步，才能有幸福。換句話說，城市的經濟發展除了產業、投資拉動，還有居民消費。
簡單來說，一個人住在一座城里感覺幸福，他自然會想要長期住下去，從而帶來源源不斷的消費，自然而然地就會拉動GDP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