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新興產業正逐步發展和孕育未來產業，不斷開辟新方向，拓展新領域。這些新方向和新領域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對原始創新、要素市場和產業生態提出了新要求。

新階段，戰略性新興產業到未來產業的發展也面臨著新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國際競爭不斷加劇，逆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斷鏈”“脫鉤”威脅不斷增大。我國的產業發展和創新逐步進入“無人區”，需要不斷提升增強原始創新能力，擴大開放。此外，原有體制機制中的一些問題仍然存在，不利于原始創新和創新生態體系建設，需要在新階段中不斷完善。

 原始創新能力不足，成果轉化渠道不暢

當前，我國前沿產業技術創新已經進入無人區，部分領域和發達國家處于同一起跑線。新時期，國家之間和產業之間的競爭，需要依靠內源性技術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到未來產業的發展，要從模仿創新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轉變，要不斷提升原始創新能力，這對基礎研究投入、研究成果轉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我國國家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體系的一大挑戰。

目前我國原始創新能力依然不足，原始創新水平亟須提高，關鍵核心技術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亟待突破“瓶頸”。一個重要原因是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轉化率不高。2022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超過3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55%。基礎研究占研發經費支出比例也穩步上升，2022年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已經達到了1951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6.32%，經費投入規模及占比呈現持續上升態勢，但與發達國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較大。另外，我國企業對基礎研究投入的貢獻度非常低，僅占1%左右。我國企業在科學論文發表方面，與美國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差距懸殊，部分說明了企業對基礎研究原創性的投入缺乏動力，對前沿技術的掌握能力仍有提升空間。

另外，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科研成果到市場的產業化路徑仍有待完善。科技成果與市場對接難，轉化渠道不通暢，阻礙了基礎研究向產業技術創新再到產業化發展的良性循環，難以形成以高質量自主創新引領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的格局。此外，科技經濟“兩張皮”的深層次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要素市場尚不完善，產業布局分工有待優化

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的新方向和新領域所需要的人才短缺相對嚴重。新方向和新領域的產業發展迅速，對人才的需求量大。同時，人工智能、未來網絡等都屬于智力密集型高技術產業，所需人才層次高，教育和科研門檻起點高，培養周期長。兩種因素相互疊加，導致產業發展所需人才短缺。

面向未來產業發展，主要有3點問題：①人才、資本和技術等創新要素缺乏有效的配置和組織，包括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金鏈在內的“四鏈”有效融合不足，要素聚集度不夠，產業的創新生態有待完善。②要素市場尚未形成有效的調節、引導和激勵機制，無法將人才、資本和技術等要素有效地配置到產業中。要素的聚集度（包含聚集的密度、頻度和濃度）不夠，未能通過有效地聚集提升創新活力。③全國尚未形成有效的產業分工和產業空間布局，產業分工和空間布局存在一定的趨同現象，與地區的產業優勢存在一定偏差。

 領域監管模式亟待創新，國內外市場開放有待擴大

對新方向和新領域監管的科學性、合理性有待提升。當前，對新一代網絡技術、低空經濟、無人機物流等領域管制嚴格，對于可能存在的安全風險缺少體系化評估，往往采用一刀切的禁入方式，導致新產業創新空間不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未來產業的發展。

對外開放有待繼續擴大。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球化”的趨勢在不斷擴展和蔓延，全球產業格局正不斷重構，全球合作分工體系也不斷調整，“斷鏈”“脫鉤”等不確定因素增大。在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未來產業的新方向和新領域，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技術、理念和創新模式上仍具有相當優勢。需要通過擴大開放吸引國際人才，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創新模式，用好國際創新資源，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

對內開放有待深入落實。在數字經濟應用等新領域，民營經濟有更高的創新活力和創新動力。當前對民營經濟進入市場還存在一些體制性、政策性障礙，過于嚴格的管制將加大創新的成本和風險，可能導致民營經濟不敢創新、不愿創新，民營經濟的創新活力無法得到充分釋放。（作者：潘教峰、王曉明、薛俊波、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