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動空間的快速更迭中，都市圈協同發展的物理空間整合只是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下的表層訴求，除了在頂層規劃上要實現空間正義的再造，還需要更多社會空間與心理空間的再造與重構。都市圈協同發展的實踐表明，以行政區域為空間邊界的治理模式很難適應高速流動的都市圈實現協同治理的客觀現實，甚至在解決跨界治理問題時還會產生不必要的空間沖突，增加一體化發展的社會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應該在都市圈物理空間一體化的基礎之上完善多重空間的有機再造，建構都市圈協同發展的空間治理新策略，將空間作為重要的治理工具和治理資源。

　　(一)確保空間生產的正義性，緩解都市圈協同治理的物理空間矛盾

　　當從正義原則審視空間規劃時，一些新的范疇就進入人們的視野了，比如領地正義、區域正義、生態正義、正義的城市空間生產、正義的建筑空間等。對空間沖突的治理實際上就是彰顯空間正義的過程，要想有效緩解頂層空間規劃與協同治理實踐的空間矛盾，首先，要確保頂層規劃中不同空間主體的公平參與。要進一步完善區域協同發展的法律法規，根據區域一體化所處階段和面臨的主要問題，制定相應的一體化法案、法規和條例，包括推動重大制度安排、重大工程和措施的規劃，以及重大區際利益的安排和調整程序，讓每一個空間主體都能獲得頂層制度上的支持與保障。

　　其次，空間正義不是絕對均等，而是在尊重社會歷史、區域差異基礎上的空間生產過程，因此調整東部長三角發達都市圈與中部相對落后都市圈的空間生產關系是實現區域協同發展的必然選擇。要發揮都市圈協同發展“1+1>2”的效應，必須堅持以“一盤棋”理念取代“零和博弈”思維，促使不同都市圈分工協作，錯位發展，發揮比較優勢，形成最大合力。具體即發揮五大都市圈各自的特色優勢，發揮南京制造業發達、科教資源豐富、開放程度高等優勢，推進沿滬寧產業創新帶發展，加快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南京江北新區建設，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基地。發揮杭州數字經濟領先、生態環境優美、民營經濟發達等特色優勢，大力推進大灣區大花園大通道大都市區建設，整合提升一批集聚發展平臺，打造全國數字經濟創新高地、對外開放重要樞紐和綠色發展新標桿。發揮合肥創新活躍強勁、制造特色鮮明、生態資源良好、內陸腹地廣闊等優勢，推進皖江城市帶聯動發展，加快合蕪蚌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打造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創新策源地、新興產業聚集地和綠色發展樣板區。[1]同時在產業領域建立稅收分享機制，通過公共稅收共享推動創新要素在長三角都市圈的自由流動，最后將圈層式輻射和點軸式串聯結合起來，向網絡式城市群演進

　　(二)打通結構壁壘，型塑都市圈的“新社會空間”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曾論證過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關系，他認為“社會空間”和“地理空間”是既有區分又相互關聯的概念，地理空間是被劃分成區域的，而社會空間則是被建構出來的，人們置身于地理空間中，依照社會關系在社會空間中占有位置，這種關系是不同的社會結構、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聯合而成的。這就意味著當某個地區擁有了更多的空間主導權就擁有了更高的權力，便擁有進一步征服空間的資本。在長三角不同的都市圈之間，由于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相互交織，結合地理因素、生態經濟因素和心理因素混雜形成一種相互阻隔的邊界，這些邊界將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相互隔離開來，由此形成不同的城市面貌、生活方式甚至是價值評判標準。例如，在戶籍上，上海戶口優于其他地區戶口;在教育、醫療、就業等領域，滬蘇浙地區資源的集中度與優勢普遍強于安徽地區。解決社會空間的區隔與疏離，需要通過打破空間之間的壁壘使原有空間結構中成型的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融合再現，形成一個“新社會空間”。具體來說，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增強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的同步性。政府在都市圈協同發展中的作用并不是建立“超級政府”，而是要提供協同平臺，創新體制機制，破除行政壁壘以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同步發展。都市圈政府間在規劃制定、土地管理、公共服務等領域要充分考慮一體化目標下各地區的現實情況，加強圈際事前協商和銜接;同時需要增強政策解讀的一致性，規范圈際政府在招商引資、人才招引等方面的共享合作機制，統一地方政府在市場準入、信用體系等方面的標準，推進地區間標準互認、互信，避免在城市群內部因為制度缺陷而造成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的流失;增強政策執行的協同性，尤其是在環境防治、市場監管等領域，避免毗鄰區域成為“污染避難所”。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利益共享和補償機制的協調性。由于都市圈分屬不同行政管理單位，相互之間存在政績考核的壓力，要避免都市圈之間對空間爭奪的馬太效應，建立一個區域利益協調機制至關重要。在統籌城市功能、產業布局、跨區域基建項目和重大平臺時，協調機制應充分考慮各城市之間的成本共擔和利益共享;對在區域合作中處于弱勢地位或利益受損害的區域以及為都市圈整體利益犧牲地方利益的區域進行適當補償，進一步理順利益分配關系，型塑一個更大范圍內的“新社會空間”。

　　(三)振興江南文化，促進都市圈心理空間的深度融合

　　區域一體化這片“樹林”的茁壯成長，離不開文化認同的深厚“土壤”。共同信念、價值觀、道德倫理以及共同的生活習俗，有助于個人、企業家、政府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減少交易成本，降低經濟風險、經營風險。文化的認同是更深沉、更基礎的認同，文化的融合是更有生命力、更具緊密性的融合。文化共性作為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內在訴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擴大都市圈之間的文化認同與融合，顯然成為區域協同治理的重要環節。第一，在思維理念上提高，進一步營造協同一體化發展的輿論氛圍，確立共榮共贏共享的理念，摒棄一城一地的狹隘觀念，破除因文化差異導致的心理空間隔閡。第二，要深度挖掘長三角地區的文化共性，以江南文化為紐帶，進一步凝聚合作共贏的理念和共識，增進文化認同，更好地促進區域的融合發展。江南文化和長三角核心區重疊，是長三角地區共同的文化標識、共有的精神家園，加強江南文化研究，推動江南文化傳承創新，是長三角的共同使命，是推進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內在要求。構筑長三角都市圈的文化認同，推進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就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為江南文化注入新的時代氣質，引導區域文化從傳統的“親情倫理”向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契約原則”的轉變，引導城市拋棄自給自足、自我循環的城市發展理念，將城市區域合作從利益考量變成政府的自覺自愿行動。對江南文化的弘揚，要跳出單純基于歷史主義的江南文化敘述，在多元主義的研究語境中，回歸現實發展之需。具體來說一是借助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促進長三角優質文化資源互補，擴大江南文化的影響力;增加文化產品的互補性和區域整體性，既要注重文化市場的通力協作，又有各自地區特色，建立科學合理的區域文化市場，以產業分工的視角來制定地方性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規劃，使局部性文化產業規劃與區域整體性文化市場一體化規劃有機銜接。二是實施文化創新戰略，推進區域文化公共服務平臺的搭建，促進政府、文化產業、研究機構等文化領域主體間的互動互聯。

　　總結

　　長三角五大都市圈的協同治理是實現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重要路徑，也是各城市謀求高質量發展的普遍共識，具有落實戰略要求和響應人民期盼的雙重意義。從空間治理的理論視角出發，必須首先認識到都市圈包含著由地理關系、行政關系、社會關系、文化關系等構成的地理空間、社會空間、心理空間等多重空間內涵。剖析長三角都市圈在協同治理過程中面臨的困境，探討物理空間規劃的實踐沖突，行政壁壘下的社會空間疏離以及文化認同不足導致的心理空間排斥，從而進一步認識到都市圈空間治理的復雜性。因此，當下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必須因其空間的新變化、新問題，確立空間治理的新思維，進一步提升空間正義，化解物理空間的規劃矛盾，打通結構壁壘，型塑都市圈的“新社會空間”，加強文化認同，促進都市圈心理空間的深度融合，進而系統性施策，才能富有成效地進行綜合治理。總而言之，直面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中空間治理的復雜矛盾和嚴峻挑戰，深入分析空間的多重屬性，有機整合并優化多元治理資源，實現方向明確的立體化全景式治理，長三角區域必將實現一體化體制機制更加有效、資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協同開放達到更高水平，并最終成為最具影響力和帶動力的強勁活躍增長極的宏偉目標。(作者：蔡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