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國內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將增多，東北新一輪振興面臨的環境更加嚴峻復雜。從國際看，全球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國家關系愈加復雜，國際安全挑戰錯綜復雜，地緣沖突和貿易爭端等多重風險因素增多。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加速演進，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生物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商業模式和經濟增長點，國際產業體系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從國內看，我國經濟在積累新的競爭優勢、形成新一輪發展共識的同時，也面臨著內部的新問題和外部更復雜的新挑戰，東北振興就是其中的典型。從東北自身看，經過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地區發展基礎更加堅實，但實現全面振興仍面臨不少困難，體制機制的深層次矛盾尚未理順，經濟增長新動力不足和舊動力減弱相互交織，再加上周期性因素和國際國內需求變化的影響，東北地區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十四五”時期是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基礎上，面向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開局階段，是我國經濟發展由中等收入水平邁向高收入水平的關鍵時期。因此，從理論認識和政策思路上，東北地區如何適應“十四五”時期的高質量發展需求，就成為當前階段必須準確把握且要做出積極研判的現實問題。而這不僅對于打開東北全面振興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分析和解決“十四五”時期創新驅動型發展中的區域協調問題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十四五”時期東北地區面臨的困境及發展定位
 ( 一) “十四五”時期東北地區在我國發展全局中面臨“雙重困境”

從東北與全國的發展關系上理解，老問題尚未得到完全解決，新形勢又提出了嚴峻挑戰。“十四五”時期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增速換擋期，也是宏觀經濟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發展方式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轉型期。“十四五”時期的這些新轉變對東北全面振興的持續推進也帶來新的考驗，也可稱之為“雙重困境”。也就是說，一方面，東北地區要克服在上一輪經濟高速增長期中面臨的困境，即處于我國高效市場分工體系的外圍，未能在我國市場參與全球分工增長體系中形成國內比較優勢和全球競爭優勢，導致未能實現增長紅利分享和規模同步增長。另一方面，東北地區目前尚未形成下一輪中高速和高質量發展所要求的、進入高質量深化階段所應具備的高水平市場能力、新動能集聚規模和內生增長路徑，尚未形成基于創新驅動發展的國內區域比較優勢和全球市場分工競爭優勢。

 

( 二) 東北老工業基地仍是我國區域發展全局和中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構成部分

東北地區地處東北亞核心地帶，是新中國工業的搖籃和重要的現代農業基地，是我國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東北亞地區合作的中心樞紐，資源、產業、生態等傳統發展要素支撐較強，也具備一定科技和人才等創新要素基礎，是我國區域經濟重要的戰略支撐。同時，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四大經濟板塊之一，常住人口超過 1 億人，市場主體達 119． 9 萬戶，擁有龐大的生產資料消費市場和生活資料消費市場，新一輪振興的潛在生產率增長空間和發展潛力都較大。在此背景下，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部署的重要構成部分和全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推動東北經濟脫困向好并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實現新一輪全面振興，事關全國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大局，事關區域協調發展和中長期穩定發展格局，事關廣大群眾福祉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全局。

 

( 三) 東北實現創新驅動型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形成、發展與相對滯后，不能僅僅作為東北區域性、功能性和中短期性問題來認識。在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雖然空間聯系上相對獨立，但功能體系上并不孤立，東北面臨的發展困境是我國經濟在不同發展階段與轉換中產生的周期性、結構性和中長期性發展問題在東北地區的集中反映。東北地區在計劃經濟時期受國家宏觀政策影響較深，重化工業和國有企業( 央企) 占比較高，計劃經濟體制和區域發展機制性問題突出，這些特征是東北地區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為適應全國和地區經濟發展需要而逐漸形成的。自 2003 年中央啟動東北振興以來，十多年內國家已持續出臺幾十項東北振興政策，成效顯著。但這十幾年的時間相對于一個產業的運行周期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轉型，尤其是東北這一以重工業為主的地區來說還是較短。相對而言，新資產形成、新動能集聚、新業態培育、新競爭能力發展及其增量規模與成長性，才是東北經濟不斷融入全國和全球市場化體系所體現出來的新進程和新成果，更適合作為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驅動要素。對“舊”增長的消納和“新”增長的積累，即所謂“雙重困境”的并行克服，可能蘊含著我國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轉型密碼”，對于其他老工業基地及增長相對滯后地區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作者：馬 濤 常曉瑩 黃印）